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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有些事情就是让人琢磨不透，就在大明嘉靖二年，在大明浙江宁波居然发生日本两个进贡使团因争夺向大明朝廷进贡权而大打出手的丑闻。向大明进贡，贡品一定是一笔大的钱财，为什么要争夺向大明进贡的权力呢？知道进贡内情的人都知道，向大明进贡，是很有赚头的美差。
关于日本向大明进贡的原委，还得从明朝初年说起。虽然明初的特使曾在日本被当做元朝间谍处死，但洪武皇帝从元朝两次远征日本都失败的历史吸取教训，宁可吃一些小亏，也要稳住日本不要闹大事，于是也把日本列入了不征之国的名单。不过这样一来是要受到一定的经济损失的，主要是为了维持明朝与日本幕府之间的贸易，需要保持日本向大明进贡。而要是使日本乐意给大明进贡，就要在日本来大明进贡的时候给日本较多的好处，于是在日本来大明进贡的时候，常常对日本给予丰厚的回报。虽然日本向大明进贡花了一定的钱物，但是日本得到的回赠却远远超过了进贡的价值。日本感觉向大明进贡有赚头，于是也乐意维持这份美差。虽然洪武皇帝曾经因丞相胡惟庸勾结日本人企图谋杀皇帝宣布与日本断绝贸易关系，但是到了永乐年间，由于日本方面死皮赖脸地要求恢复勘合贸易，永乐大帝最终同意了日本的要求，恢复了勘合贸易。
日本方面，由于日本在大化革新失败后就不再能建成中原式的中央集权国家，所以各方势力都有可能同中国发生贸易联系。这就给明朝提出了一个难题，怎么样对待日本的各种不同势力。实际上，明朝也无法弄清楚日本国内错综复杂的关系，于是就采取比较简单的方法，明朝将贸易凭证发放给他们认可的日本国王，以此为双方展开定期官营贸易的许可。无论日本内部纷争如何，只看凭证而不认持有者是谁。每次贸易完成后，还会换发下一次的凭证。这样，即便是有人持有过期的执照，也会被市舶司接待。
随着时间的推移，勘合贸易的团队组合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起初，室町幕府的将军一直在贸易船队中占据主要地位，一些有一定实力的地方大名也会不定期的获得进贡机会。甚至还有势力较大的寺庙也以自身名义出人出船向大明进贡。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将军的船只渐渐不见了，原来那些与将军船只组成船队的大名与寺庙船只，也慢慢看不到了。包括市舶司在内的明朝当局并没有兴趣关心其中缘由，自然也不会注意到这个现象背后的日本内政发生的变化。另一方面，本着宣扬权威与压制民间贸易的需要，明朝官方一直对日本使团施以优惠政策。这样，日本使团的每次向明朝进贡，都可以确保货物有4倍到5倍的利润。明朝规矩，凡是藩属国前来进贡，明朝不但会给进贡的物品按价付钱，往往还比市场价格要高出很多。比如龙涎香，一斤合9贯钱，而明朝给朝贡国的价钱是每斤48贯，高出市价整整5倍多。再比如日本人进贡的腰刀，每把市价最多3贯，但是明朝给日本的定价是每把10贯。
除了按价给钱，明朝还有“回赐”，通常赏赐精美的丝绸和瓷器。同时，使臣在我国一路上好吃好喝的招待，吃喝花用都不用出一文钱，全部由明朝承包。
能来大明朝贡，可以赚取数倍暴利，“薄来厚往”的政策吸引着周边国家争先恐后地前来进贡。宣德年间，日本足利义教又开始恢复了进贡，进贡了马匹、铠甲、刀剑、苏木、硫磺、红铜等物品，宣德皇帝龙颜大悦，赏赐了很多东西。
由于有利可图，来进贡的使团规模越来越大。1451年，日本的第9次勘合船队达到空前绝后的规模，船只9艘，人员1200名。明朝觉得这规模太大了，本来朝贡贸易也是为了天朝面子，不赚钱，就限制日本十年一贡，船3艘以下，每船人员100人以内。但是日本常常超标，大明处于面子，也就马虎过去了。
由于进贡使团成员都有外交人员身份，在宁波和京师两地的花销都不用自掏腰包。长此以往，日本使团的规模也就越来越大。明朝方面也不可能不感到沉重的经济负担，经常对下次到访朝贡的人数做出警示。但终究还是改变不了这种局面，让亏本买卖又持续了数十年时间。
当然，勘合贸易的很多具体细节也反应了许多当时的社会问题。例如日本使团经常人数超标、贡品规模违制，但靠贿赂管理市舶司的太监总会有办法蒙混过关。另外，宁波当地的民间人士也经常目无王法地与日本使节进行私人交易，甚至还有人因不能定期交货，而将儿子抵债给日本使团做家奴的情况。这对于热衷于控制和束缚人口的明朝而言，都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这些情况也反应了明朝封闭制度下吴越地区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压抑的现实。渴望与大明进行贸易的日本，同样不会因为几次大买卖就感到需求得到满足，他们非常希望长期与大明保持贸易往来，以不断获得巨额利润。
虽然日本使团会给明朝带来很多贡品，但除了刀剑、扇子、屏风等特产外，还包括马匹和大量的日本刀。对于一个古老的军事大国，有大量边界同草原牧区相接，马匹的来源是非常广阔的，居然要从多山的岛国进口马匹，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考虑到地方更小的琉球都有为明朝提供马匹，就不能视之为孤立现象。日本大名向大明进贡大量的日本刀就更加令人想不通，明朝本身有规模庞大的官营武器生产线，铁资源丰富，却还要问日本大量买刀，这里面一定有隐情。不是大明死要面子，就是其中有受贿嫌疑。
弄清楚了以上这些细节，你就不会对之后发生在宁波的事情感到意外。因为冲突各方的表现，早在之前的百年里就已经在酝酿。只等某个突发事件，来将火药桶引爆。
在前两年，设置在广州的市舶司便遭到了西方的葡萄牙人挑战。在驱逐了屯门岛上的武装商团，并在西草湾伏击了马六甲方面的外交船队后，明朝暂时挡住了来自南洋地区的骚扰。然而，来自日本的新一批使团，又带来了日本的政治风暴。丰厚的回报让日本各大名为了朝贡权明争暗斗，终于，争贡事件爆发了。
随着日本“应仁之乱”的结束，控制幕府的大名大内氏在朝贡权的争夺上日趋白热化。大明嘉靖2年六月，日本左京兆大夫内艺兴派遣大内氏用正德勘合派遣了两艘进贡船入明，细川氏听说后，右京兆大夫高贡也马上派出一只朝贡船带着弘治年间的勘合赶赴大明。由于细川氏所带勘合已经过期，在细川使团中担任翻译的是大明人宋素卿。细川使团通过翻译宋素卿贿赂市舶太监赖恩，获得了近港验货的优先权。
在欢迎宴会上，细川氏的代表鸾冈瑞佐坐在首席，而大内氏的宗道谦设被安排在次席。这一安排激怒了大内使团，双方发生争执，各不相让，于是欢迎宴会演变成武士的斗殴，双方武士大打出手，以致双方都有人被打死打伤。宴会不欢而散。
会后，大内氏使团索性开启暂存武器的东库，全使团成员都拿起战刀，攻入细川使团的驻地，杀死了鸾冈瑞佐，接着又烧毁了馆驿与细川使团的船只，沿余姚江追杀明军护卫的宋素卿。在追杀不成返回宁波的途中，大内使团一路烧杀掳掠，全使团一百多人如入无人之境，见人就砍逢人就杀，所有的人都发疯般的杀红了眼。普通百姓看到日本人发疯了，举着战刀乱砍乱杀，远远看到就躲避起来。
在宁波劫掠一番后，夺船逃入大海。这期间，备倭指挥刘锦，千户张镗都在阻止日本人暴行的行动中被杀死，指挥袁某被掳去。
事件发生后，大明朝廷立撤掉了浙江与福建二市舶司，堵绝了日本的朝贡往来之路。最后的门缝被堵死了，剩下的就只有走私了。这一事件还有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自此日本开始轻视大明，认为凭着使团一百多人就能够在宁波这样的大城市横冲直闯，大明真是不堪一击的。
同为大名的大内家与细川家，分别有3艘船和1艘船到达宁波。前者是新面孔，却有上次朝贡结束时办的许可证。后者是老熟人，却只有一份过期的贸易凭证，以及担任翻译的明朝人宋素卿。
原来，在五十多年以前的应仁之乱后，原本享有日本国王之称的室町幕府已彻底权威扫地。随着将军权力的每况愈下，对明朝贸易的权力便被西南靠海的大名所垄断。控制著名港口博多的细川家，就在这个阶段里脱颖而出。但如此诱人的买卖，还是引来了同样靠海的大内家的觊觎。结果，前次返回的细川家船只，在半岛上被豢养海盗的大内家截获。崭新的贸易凭证，作为重要战利品被收缴。等到朝贡时节来临的1523年，后者派出了300人的使团乘3艘船去往宁波。
细川家不甘心就此丧失给明朝进攻的机会，虽然也派出了1艘船一百多人的使团，尾随大内家的船队到达宁波。尽管他们来的更晚，手续也存在问题，却有熟悉明朝官府规矩的宋素卿。他在被父亲抵债卖给日本使团后，靠着对家乡的熟悉而获得重用。在他的打点下，掌管市舶司的太监决定向细川家的验收贡品。类似的事情，在两年前的珠江口也发生多次，并成为葡萄牙人与明朝官方交恶的导火索之一。只能说在当时，金钱的收买已经比官方凭证更为有效。
大内使团成员深感屈辱，但是不得不忍耐。想不到又在欢迎晚宴上被安排到了次于细川家的位置。市舶司这种明显的歧视让他们觉得无法容忍，一个个怒不可遏。于是他们决定杀死细川家使节，并严惩宋素卿。这种粗暴而野蛮作风，也只有来自不同势力集团的日本才做得出来，尽管在明朝方面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考虑到大内家此前几乎没有出使明朝的经验，这样的闹剧还是在宁波城内上演了。
按照当时的规定，使团成员是不能携带武器朝贡的，所有人的防身武器都被暂时存放在固定库房内。但赤手空拳的大内家成员还是在市舶司设宴款待使臣的当天动手了。他们强行冲入仓库，拿回了自己的防身武器。接着，一行人直冲宴会所在的嘉宾堂，将细川家使节杀害。宋素卿随即成为第二个重要目标，在市舶司守卫的保护下才得以出逃。而众多大内家的武夫们在他身后紧追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