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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上旬，于煜跟随徐尚立来到省属国企业、通榆规模最大的化工企业——榆达化工集团调研。
徐尚立此行非自己所愿，而因为两天前一次火药味空前浓烈的省委常委会。
四月三日，常务副省长何超看到省属十大国企上年度业绩快报时，简直气炸了肺：总资产数百亿的榆达化工集团，去年全年净利润居然是－16亿！
“到底蠢到程度才能把好端端的百亿集团糟蹋成这样！”常委会上何超怒斥道，“一百个亿我啥都不干存到银行一年下来还有几个亿收入呢，占地那么大面积，几千名工人，几十个亿银行贷款还是若干优惠就落得亏损16亿结果？这样的集团领导、领导班子要全部抹光，一个不留！”
省长岳恃倒没那么激动，淡淡说：“历史包袱太重，现任领导刚做了一届还没到，处境也很难。”
组织部长吴通立即顶上去：“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干工作不能动辄拿历史包袱作为理由！”
对这位在地方利益方面盘根错节的省长，何超也不客气，翻开报表道：
“岳恃同志说现任领导刚做一届没到，好，来看看凤麒麟同志上任时榆达的财务状况——总资产177亿，当年亏损41亿；如今呢总资产缩水到154亿，亏损额倒翻了四倍！我很想知道这位凤董上任后究竟干了些什么，三年多时间折腾掉大几十亿，把这些钱随便放到哪个贫困县立马经济腾飞两三级台阶！”
“不能这样静态地、拿时点数据简单对比，既不科学，也不符合企业运行规律，”岳恃不悦道，“凤麒麟同志从省交通厅调到榆达相当于临危受命，当时明摆着集团经营走下坡路——刚才说过历史包袱重，两三千人在职职工，上万名退休职工因交不齐社保还挂在集团半死不活撑着；国际国内环境和市场都非常不利，海外订单全部清零，内地订单被后来崛起的中原、西南、东北等地化工企业超越……当然了现任领导班子上任后确实没能拿出好办法止住颓势，但不能把亏损16亿的责任都压到他们头上。”
何超冷笑：“噢，16个亿真金白银的损失，追究不到具体责任人，看来只能国家买单、企业倒霉、工人受罪了！”
庄彬摆出老资格说：“何超同志，这是开常委会呢，不可以说带有个人情绪的话。”
论资格庄彬是可以这么说，毕竟何超在润泽担任方晟秘书时，庄彬已是正处级。
何超瞥了庄彬一眼没吱声。
省委书记王益峰手指轻叩报表，道：“触目惊心，痛心疾首！全省人民众志成城、信心百倍进行脱贫致富攻坚战的时候，本来作为中流砥柱、市场稳定器的国企居然掉链子、拖后腿，实在令人不能容忍！到底天灾，还是人祸，这一点要查清楚；其次一年亏损十几个亿的企业，国家有没有继续输血的必要？要不要顺势进行结构性改革，走股份制推向市场这一点后面再议，但责任必须落实到位！国家不可能为亏损买单，要买单的只有企业里蛀虫、干部中的败类！”
按说提到蛀虫、败类，纪委书记周克银应该表态，他却表情漠然眼皮下垂，无动于衷的模样显然不愿接手。
按说提到追责，省长岳峙应该表态，他也沉默以对，不认同也不反驳王益峰的指示。
空降干部的劣势、本土系的优势就在这里，有时未必公开顶撞，但关键时候不配合不响应就能把你着急死。
还是何超发言——跟方晟那么久领悟最深的就是凡事必须未雨绸缪，考虑到所有可能。
“根据益峰同志的指示，我建议由正府那边主管经济的徐尚立同志进行先期调研——不带立场和有色眼镜，如果调研结论与凤麒麟为首的集团领导班子有关，再由常委会决定下一步措施。”
“尚立同志……”岳峙倒没有反对。
王益峰也表示认可：“行，就请尚立同志摸摸底，我们的原则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但也不冤枉一个好人。”
接到这个突然其来的任务，徐尚立满肚子不情愿。
省属国企有两类，一是国资委管辖的副厅级编制，董事长一般为副厅级别；一是省正府管辖的正厅级编制，董事长为正厅级别。
榆达就是正厅级编制省属企业，董事长与厅长们平起平坐且隐隐高半个头——合法收入都上百万甚至几百万，自然而然，与厅长们一样不怎么把没挂省委常委头衔的副省长们放在眼里。因为省属国企一把手任免权在省委常委会，副省长们纵使有意见都传递不到那个层面，只须与省主要领导处好关系就行了。
徐尚立勉为其难抽调了四位随从：省国资委纪副主任（联系榆达集团）；省正府傅副秘书长（经济条线）；正府办公厅国资企业管理处卓处长；还有于煜（材料员）。
对于这样一个不算豪华也谈不上重量级的调研阵容，榆达方面尽管已知悉何超在常委会上发飙，以及徐尚立此次调研的真正意图，但多年国企老大哥的傲慢心态和有恃无恐的心理作用下，给出不咸不淡的接待待遇：
由总经理张益强（正厅级）率一干高管主持见面恳谈会，凤麒麟则“在外考察”；从下午起常务副总经理陈俊林（副厅级）全程陪同。
“请问调研活动怎么安排？”中午休息期间集团行政办谭主任找到于煜问道。
于煜颇为为难地说：“这次调研来得太突然，徐省长也没有明确指示……通常省领导过来调研都怎么安排？”
“三部曲，”谭主任笑道，“组织集团中层干部和工人代表座谈会；随机抽取个别同志谈话；走访和考察基层工厂车间、生产基地，快则两天慢则三四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