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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大多数家长的心思，是想让孩子今后回国有较好的发展优势。老实说，这要放在十多年前，或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现在，如果没有特别的才能，海归也不一定有优势。”
纪小川问,留在国外发展呢？
孙一哲说,当然行，但现在出去的大多是独生子女，多数父母还是希望孩子能学成回国。再说，国外的就业压力也很大，一般的人才也难以立足，更难以出人头地，不如回国发展。
纪小川问，你认为留学生真正的优势是什么？
孙一哲说，我认为，优势主要是外语和国际化视野。
纪小川问，你说的这些优势，对当村官有什么帮助吗？纪小川曲径通幽，至此终于把话题引到了孙一哲的身上。
孙一哲一愣，随即呵呵笑了起来，指点着纪小川说：
“不愧是记者，视角就是与一般人不一样。绕来绕去，就把人装进去了。实不相瞒，刚回国时，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自己会去当村官，而是想到at行业发展的。”
纪小川眼睛一亮，说：
“哦，海归当村官，挺新鲜的，好像还没有见到过这一类的报道。一哲兄，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纪小川说着，把手伸进口袋，掏出手机扬了扬，问道，“不介意吧？”
孙一哲知道纪小川准备录音，笑了笑。纪小川见孙一哲不介意，便开启了录音功能，把手机放到茶几上。接着掏出一包烟，从中抽出一支递给孙一哲。
孙一哲接过烟，点上，悠悠地喷出一长串烟圈。伴随烟雾，孙一哲缓缓地说：
“其实，这事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很偶然的一个决定吧。我从美国回来后，当时是在省城的一家大公司工作。前年清明时，我回到老家祭祖，村里的面貌让我很吃惊——都过了快20年了，落后的生活方式基本没有变化。进村，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喝水，要到几里远的山涧去挑。厕所更是污秽不堪，男女共用，外来的人简直不敢进去……
“回到省城后，老家的情景，就一直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的脑中重复，为老家做点事情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后来就去了。”
“这么简单啊？”纪小川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孙一哲说：
“本来就简单嘛。其实，人的许多行为，就是一念之间的决定，根本没有文学作品中说的那么复杂和离奇。你说是不是？”
孙一哲这话说得老道，纪小川虽然心有不甘，却说不出什么，只好点头称是。接着，纪小川又疑惑地问道：
“可留学生到偏僻的山村能干什么呢？那里可没有高科技。”
实话说，这也是困扰纪小川已久的一大迷团。因为近两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了选拔大学生村官的力度，无论是试点范围、选拔数量，还是政策支持力度，都显示了一种强力推进的态势。
但纪小川对这项工作的效果还是心存疑虑。因为在纪小川的心里，中国农村的科技水平只有那么高，把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放到农村去，实在是置其于英雄无用武之地嘛！
再者，几十年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取得了什么成果？除了留下一些双亲不全的孩子，“广阔天地”到处飘零的，是爱情与婚姻碎片，还用再试验吗？
孙一哲笑了笑，说：
“其实，我刚去的时候，就想做三件事：修路、引水、建厕所。当时想得很简单，自己有点积蓄，加上家人的支持，这几件事应该都能做成。”
纪小川问：
“后来怎么想起留下了呢？”
孙一哲说：
“那是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让我对自己的家乡有了更多的了解。看着质朴热情和渴望富裕的乡亲，说实话，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便在我的内心油然而生。扎根山村，建设家园，成了内心一种强烈的愿望。巧的是，那一年正逢村委会换届，村民几乎是一致地推选我为村委会主任。于是，我就走马上任了。”
纪小川笑着调侃了一句：
“逼上梁山？”
孙一哲正想接话，就听到麻将桌上顿时哄闹起来，只得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两人不约而同地起身走了过去。
孙一哲和纪小川走到麻将桌边，桌上的几个人自然把他们当成了裁判，纷纷说起原由和自己的意见，请他们主持“公道”。
原来，争执是由余建阳胡的“龙七对”引起的。按照云滨麻将的打法，所谓的“龙七对”，是“七小对”中的一种，其中有四张牌同字，其他还有五对牌。计算筹码时，“龙七对”在“小七对”的基础上加倍。但“龙七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四张同字的牌在手上，再单吊任意一张牌；另一种是手上有三张同字的牌，再吊绝张同字。
对于这两种牌，牌场上的说法不一。有说都算“龙七对”的，也有说只有单吊绝张才算的。余建阳的这手牌，就是第一种情况。因为事先并未约定，“放胡”的刘宇成自然钻空子，只承认是“小七对”，不认可是“龙七对”。
争执了好一阵子，在局外人孙一哲和纪小川的调解下，自然是余建阳妥协，按“小七对”算筹码，否则就可能玩不下去，一分钱也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