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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她为何如此的具体缘由，足以让我感到爱恨交加；可是，对于一个你既爱又恨的人，你往往恨不彻底——只好任其作罢。
车子很快驶上通往红城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柏油山坡，开进医院门诊前那花圃里种着冬青的院子里。我看了一下院子的布局，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要将第三人民医院建在此处。据传闻这第三人民医院，其实就是红城市精神病院的代称。很多人对此讳莫如深，而当我曾经问及亲戚的时候，也不例外——谁都不愿谈及疯人院。
当初在红城读高中，并不关注这些，因此也不曾来过这里。只不过也偶尔听要好的同学无事闲聊时说过一嘴，谈及这所医院一年要收几千个疯子，本省外省的都有，而且还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学校有别班的同学也曾到那里去住过。这之后，直到大学期间，清平乡接二连三的发生疯病，很多人都被送来这里。我才开始留意红城这么一个不曾关注的去处。
然而，当我第一次下了车，看见这片楼的瞬间，脑海里冒出一句不伦不类的话：
失去自由的人是可悲的，但灵魂却还可以救赎；失去理智的人是最可怕的，因为人生已经断失方向。
这种强烈的感受将我与这座医院周围那诡异的氛围连结在一起，我感到震惊极度震惊。我牵着母亲干裂的手，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她内心对这幢院子的忐忑和波澜。我不免屈指握紧母亲的手掌，以期驱除她心中的不安，心里半是安慰半是痛楚。
我与母亲在前，大姐改革和夜阑珊随后，走进了门诊大楼一层。我观望了一下楼层功能指示图，把母亲交给大姐改革照看着，独自走到大厅左侧的挂号处。
挂号处安装了一层防护玻璃，只露开一个弧形小孔，小孔上贴了一张入院挂号须知，总共有十几条准则。大体写着相关入院指南和家属注意事项，除此之外，还注明了本院可以办理农合医保，农村病患可以按照相关法规进行报销。挂号排队的人有五六人，有的提着塑料袋子，有的拿着衣服，神色都极度凝重，显然都是患者家属，经历了难以言说的痛苦。
我掏出钱包，准备站到队尾去，但见挂号的人手上都有一个纸条，显然那纸条是号卡之类，专门是为了防止拥挤看病所用。我立马望了一下门诊取号处，快步走到旁边自助机旁领取了号卡，然后再回来排队等待着挂号。
前面那五六个人说着不同地方的普通话，带着厚厚的壮族亦或苗族之类的口音，虽然有点口齿不清，不过都很快挂了号。轮到我的时候，我才看见办公室里装着window2003系统台式电脑前，坐着一位穿着白衣大褂一身牛仔裤的女工作人员。
这个女孩年纪不大，二十三四岁左右，发尾染着淡黄色，看得出是个爱美的姑娘。她抬头望了我一眼，用带着粤语腔调得普通话问我“带户口没？”
“没带”，我弓着头立马给她回复。
“那叫什么名字？”她听出我普通话的口音有异，抬头特意看了我一眼，眼里充满惊异的神色。
“田新华”，我放缓语速尽可能清晰地说。
“稻田的田吗？”她抬着头眼睛一动不动地反问我。
“对”。
“新华呢？哪个新哪个华？“她敲了一下电脑，继续问道。
“新华书店的新华”。
“不是你本人？”
“对，不是我，是我妈。”
“年龄多大？”
“60”。
她又仔细问我母亲有无病史，我一一给她作了回复。
她录入电脑后，然后问我“单位有报销吗？”显然她把我和母亲误当作城镇人口。
“没有单位，属于个人”，我拿着户口本说。
“那买有商业保险吗？”
“没有，农村人”。
“哦，——“她更是惊异地看着我，似乎一时之间不知该作何判断。“农村人，那你参加农合了吗？”
“参加了”。
“这是你的病历，拿好，带着你妈先到左边门诊室让医生检查。”她起身凑到窗口，将新建的病历递给了我，似乎顺带观察我的家人长得如何。
我拿着病历，几人带着母亲走到门诊室，见里面还有三四个人正在轮番看病，医生十分繁忙，所以在门口静静等候。这时，门诊外停下一辆黑色面包车，下来七八个身形健硕的壮汉，抬着一个双手双脚皆用麻绳捆绑住的男人快步跑了进来。
那男人穿着半截衬衫，下身只穿内裤，手舞足蹈的挣扎着，口里莫名其妙的在骂谁。仔细听之后，才听清楚他在骂“害我的人将来不得好死，我是无辜的，我没有害人”。周围的人忙不迭都闪开，引得隔壁医院护士和主治医生赶紧从病房走过来询问相关情况，然后将那男子抬上二楼去了。
等了约莫半个钟头，门诊那几位都出来了，我便先行走了进去。交谈之后，得知遇到的是精神科的副主任坐班。副主任短发，五十岁左右。我见是女医生，又谈及母亲，很多话题不便说，便自行退了出来站在门外，让改革姐跟她细说。阑珊就站在我身边，两眼默默含情地支持我，使我心里一暖，报之一笑。只见副主任一直侧耳倾听，不时看母亲一眼。待大姐说完，她一边询问母亲，一边在病历上飞快的记录。
大约二十分钟左右，问询终于结束。待她们一前一后出来，大姐改革对我说，“专家说，妈可能有幻听，医生让我们带她去做全身检查，看她耳膜是否出现问题”。然后大姐改革拿着医生开的一张检查的白色薄笺转身要去挂号处交检查费，我拉住她，说“让我来吧”。
我把薄笺从小孔递了进去，只见那小工作人员噼噼啪啪打了一阵，然后小孔旁边音壁扩音器里传出“你先缴费2000元，检查完后再来结算”的声音。并从窗口凹槽递给我一大把单据，只见什么ct、脑电图、心电图、肝功能、肺功能，各种单据看得我眼花缭乱。
拿到单据后，我和改革姐又对照了一下楼层示意图，寻找具体是哪个楼哪个科室去检查。辩明去处后，我们首先沿着门诊大楼到住院部旁边的八九十年代建的小平房去抽血，结果要等到四十分钟后才能来取，我们遂又先行辗转到诊查室进行心脑电图检查。
更为难处的是，由于红城市第三人民医院没有螺旋ct检查设备，还得去红城地区医院一趟，借助那里的设备。因此，我便商议，让大姐改革先打的士过去排队领号，待母亲这边基本检查完后我立即拉他过去，这样节约时间。大姐见只能如此，立即快步走了出去，极为担心红城地区医院挂不上号。
所幸我这边检查还算顺利，那天的患者不是很多，检查完后已经十点一刻了。为了抓紧时间，我又赶紧和阑珊上车，沿着弯曲的山坡下行将母亲送了过去。沿路的香蕉树上挂满了累累果实，散发着南方秋日特有的风情。
十几分钟后到了市第一医院，我顺当地找到车位停了车，——所幸当天人并不多。扶着母亲下了车，然后按着指示牌转到门诊大厅，再乘电梯到六楼，便看见改革姐向我挥手，——ct室护士拿着本子正好念到母亲的名字。我们浴室遵照护士的要求让母亲窗上鞋套走了进去；母亲显得极为不自在。
戴着蓝色口罩的医生让我们家属等候，不想几分钟后便出来了。医生嘱咐“报告下午二点钟出来，到时可以来取”。阑珊听闻，冲我笑着说道：“农哥，正好带着伯母和大姐去我家坐坐，到时下午再出来领报告。”
大姐改革觑了我一眼，似乎害怕我回绝，先行拿话堵住我，笑道，“好啊，咱们今天全家班打扰你。”阑珊一听，不禁露出灿烂甜蜜的笑容，挽着妈妈和大姐的手臂便走向电梯口，留着我在后面发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