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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爷几个都去上地儿，甄大娘看家里没别人了，才问白姑娘：“闺女昨晚怎么了，看你眼都肿了，出啥事了，跟妈妈说，”
白姑娘这才把昨天的事一五一十和盘托出，甄大娘把闺女搂在怀里，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说：“他们畜生，莫非说他们家里就没儿没女吗？”正在母女抱头痛哭之时，黑姑娘、庆昭、刘先生他们回来了，黑姑娘进门就说：“我看准是高大疤痢发的坏，他们把场子挤散啦。”
“你爸爸呢？”甄大娘立刻紧张起来，
“让唱戏的春来伯伯，接上戏台说去了。”
听黑姑娘这么一说，甄大娘提着的心才稍微放下点，话还没讲完，庆山就跑回来了，见着师娘，“噗通”就跪下了，师娘吓得：“庆山有话快点说，怎么啦？”
“师傅被一帮当兵的五花大绑捆走了，”庆山哭着说。
甄大娘听了，如晴空打了个霹雷，当即瘫坐在那里。俩闺女、俩徒弟赶紧上前，抹伺前胸捶打后背，大娘才喘过这口气来，她哭着说：“天哪，这可叫我怎么活呀！”一家人这一哭，吓得小丑把裤子都尿湿了。
刘先生说：“弟妹呀，你们先别哭，光哭福堂就能回来么？咱们得想个法子救福堂。”
一家人这才如梦方醒，停了哭泣。
刘先生接着说：“我说呀，先叫庆山他们哥俩到衙门口（民国时期老百姓习惯性把警局称为衙门）打听打听，福堂在什么地方押着，这一来还不知道押几天。”说到这，一家人又哭起来了，刘先生再三的劝说：“你们先听我把话说完了好不好，”见大家的情绪稍微缓和了点，刘先生接着说：“问清押哪了，一来给他送点吃的，二来咱们也好托人办事。”
庆山、庆昭急忙拿了两个馒头就要走，刘先生说：“弟妹呀，得叫哥俩带点钱。”甄大娘拿出三块大洋，用手帕裹着交给庆山，哥俩接过钱赶紧奔东关街衙门口。不到两个钟头哥俩满头大汗跑回来了。
庆山进门就说：“师娘，衙门里没押着我师父。”
原来庆山哥俩到衙门口，警察不让进，哥俩就在外面不走，想等到个当官的。等了个把钟头，终于看见打里边出来个警长模样的，这人身材魁梧，大檐帽下一张俊朗的面孔，一袭黑色警服，扎了绑腿，皮靴锃亮。庆山心想：怎么看着有点面熟呢，于是上前招呼：“看官爷面善，”
“王庆山，”那人又转回头看着庆昭：“滕庆昭，”
“官爷，您认识我俩？”庆山诚惶诚恐地问，
“大名鼎鼎的说书艺人，谁不知道，我也是书迷呀，”
“难怪看着您面善呢，您平时听书都长袍马褂的，一换上军服，这还…还差点没认出来，”
“诶，今天庙会正日子，你俩怎么跑这来了，”
听官爷这么一问，庆山的眼泪好悬没掉下来，他急忙问：“今天衙门里有没有抓过我师傅甄福堂？”
“没有啊，我正管这差，没听说呀，你师傅怎么了？”庆山就把师傅被绑的事说了一遍。
那位官爷听罢，表情庄重起来“我听过甄先生的书，他是个正直的人，你放心，要是押到我这了，天大的案子，我也得想办法搭救。”
庆山感激的不知说什么好，他掏出用手帕裹着的三块大洋塞到官爷的手里：“您帮我们打听打听，绑我师傅的是什么人？”
官爷没有推辞，他把手帕装进口袋，自曝家门地说：“我叫黑金铎，你们先回去，告诉家里人别着急。”说完急匆匆地走了。
一家人听完庆山的叙述，即难过又欣慰，甄大娘说：“光等也不是个事呀，他爸现在是死是活…”没等大娘说完，白姑娘又嘤嘤地哭起来，大娘也跟着掉眼泪。
刘先生翻着眼睛琢磨着：“那是谁抓的福堂呢？又为什么抓呀，咱们又没得罪谁？”
黑姑娘联想起挤散书篷的事，气鼓鼓把堂会的经过简单地说了一遍，她聪明地隐去了白丫头进寝房的一幕，只强调了孟老太太听书犯了病。
刘先生思忖了一下说：“先别哭啊，哎，嫂子，你找道爷去，这个人在沧州德高望重，五行八座他都说的上话，我想衙门里没福堂，准是让高司令他们抓去了，只要道爷出头，比什么都强。”
“要不是这个牛鼻子，爸爸还不至于被押走呢!”黑姑娘愤愤地说，
刘先生说：“孩子，先不说这个了，现在咱得求人家，不是救命要紧吗，不求道爷，你爸爸在里边多遭几天罪，再一窝屈就糟践啦。”
甄大娘使劲擦了一把眼泪：“我去”
两个徒弟和黑姑娘跟着，大娘指着两个徒弟说：“你们去求求张秀才，我和她们姐俩去找道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