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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伐“三苗”的战争胜利后，剪除对其部落最大的威胁，此时此刻可以说在华夏神州领域内已经基本没有可与其匹敌对抗的部落族群了。
春风得意的禹马蹄疾为了彰显自己丰功伟绩，便将纳入自己势力范围内华夏族各个部族，按照以豫州种稻、用币、集聚自由民为中心分为冀、兖、青、徐、扬、荆、 豫、益、雍九个大州，九州规划治理模式进一步加大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深化，为生产力大规模高效的形成和人口规模持续的壮大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不过，根据古书的记载和罗列，九州有好几种分布，特别是《尚书·禹贡》中记载的则是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大州，两者的区别在于梁州和益州，虽然出现争议，但是具体框架是差不多的，只是名字上略有区别。从《禹贡》一书中看来，九州应该是夏朝最早的行政区划，我们从今天九州的地理概念上可以看到，九州的范围非常大，至少有140万平方公里，但同时又感到有一丝丝不合理的地方，因为九州范围之大，远远超过那个时代人们生产能力。
因此，笔者推算当时九州的范围最多不超过110万平方公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将除豫州以外八个州连城一个圈，这个圈圈范围内就是禹在世时的势力区域。
其中，将曾经的三苗蛮夷聚集的地区单独设为荆州，这个荆州包括今丹江、汉江及长江部分区域，就是现在的贵州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靠近鄂地附近地域，陕西省小半部等地；（注:荆字的含义是荆条，即用鞭子来管理的意思），这里是以打通南北及东西走廊通道为目标的治理区，也是以军事控制为主的设为蛮服区。
《尚书·禹贡》中对荆州所属的范围是这样界定的：“荆及衡阳惟荆州”。意思是说荆州包括了从荆山到衡山之南这一块。后来早期的楚国基本上就在这个区域，于是便有了“荆楚”之称。那么这“荆”应是沾了荆山的光。
为什么会这样来划分现在的鄂地湖北呢？原因还是因为当时受限于生产力，禹征三苗从未渡过汉水以南作战，最多也就是将汉江流域以被三苗势力赶到了汉江以南，其真正有能力掌控的鄂地也就现在湖北荆州襄阳一带而已。至于汉江以南，也就是现在咸宁、鄂州、黄石、武汉武昌江夏，乃至黄冈、武汉汉口、汉阳等一带仍旧是三苗国势力的范围，这也是后世为什么鄂地湖北会有荆襄、荆楚、楚鄂等诸多的称呼的由来。
与此同时，禹将还未征服的四方人群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礼记·王制》载：“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
而收缩势力被驱逐到长江以南，盘踞于鄂州境内的原炎黄二祖的中原，九黎、三苗后裔，与其他族群一道被称之为南蛮，南蛮中又以苗民为主体，所以后世有的文献干脆直接称之其为苗蛮。
一时间，夏族禹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得啰不过的禹便在阳城东南的涂山召开了诸侯联盟大会，以召示自己的权力。
这次涂山之会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夏王朝建立的标志性事件。涂山大会之后，为表示诚服和敬意，各方诸侯为了谋取自己更大利益，于是私下一合计便献媚到阳城献金（即青铜）。
俗话说:“好话养人！”自命不凡的禹被诸人这么一吹捧便飘飘然起来啦，为了纪念涂山大会中自己丰功伟绩，就索性将各方诸侯进献的金铸造成九个大鼎，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梁州鼎、雍州鼎，并命匠人在鼎上铸着各州的山川名物、禽异兽。
九鼎象征着九州，后来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
《史记夏本纪》记载“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
尽管，禹伐“三苗”的残酷战争后，文献不再有“三苗”的记载，但禹伐三苗的胜利，只标志着三苗国的灭亡和三苗部落联盟集团的土崩瓦解，并不意味着三苗集团中众多氏族部落的消亡，不少部落氏族都改头换面的保存下来。
因为，禹划九州将最贫瘠土地划分给了，江汉流域的南蛮部落。《禹贡》记载：“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
也就是说，那些投降归顺三苗后裔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待遇，而是被流放到云梦泽（长江中下游地区）一带耕作，种的田是第八等最贫瘠的，缴纳的赋税却是第三等最高最多的。于是，这些三苗旧部落便联合鄂地南蛮部再次通过汉江和丹江发动了针对中原夏朝的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