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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说过，墨家学说主张的‘尚贤’，其实就是希望各国君主与官员、权贵像曾经的圣人那样无私地照顾百姓，不应将治理国家、治理百姓视为权力，而是应该视为职责与义务。
但迫于各国的抵制，连墨家也不敢明说，可这个李郃倒好，他干脆将这件事给挑明了，明确用‘职责与义务’取代‘权力’，甚至对官员的定位也做了一番阐述：治国教民。
“官不治民，那谁来治？”
小声嘀咕了一句，东梁君就从这部法的前文得出了答案：法来治！
“以民为本、依法治国……”
他喃喃自语。
平心而论，他对儒家提倡的‘以民为本’、法家提倡的‘依法治国’都不陌生，甚至天下各国都在摸索将儒家的‘礼治’与法家的‘法治’相结合，但说真的，儒家所谓的‘礼治’只是一个空洞的理论，根本没有理论，而儒家所谓‘以民为本’，也跟墨家的‘兼爱’一样，都只是对各国的一种美好期望。
可如今，一个尚未弱冠、从未治理过国家的年轻人，却真正将‘以民为本’贯彻到了新法中——连法治公平在必要时都要为社会公正让步，为民意让步，这还不叫以民为本？
不得不说，对比‘兼爱’，李郃所主张的‘尚贤’，给东梁君带来了更大的冲击。
毕竟一直以来，国君、权贵，皆象征着权力与荣耀，但李郃却较墨家学说更为激进，认为是一种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对百姓的责任，哪怕是东梁君，一时半会也有点难以消化。
忽然间，他联想到了当初榭亭之议时，李郃曾强硬地对梁姬说出‘若死便葬于少梁’那句话。
当时他气得恨不得宰了这小子，可如今细细琢磨他才逐渐意识到，他们这些人所说的‘国’，与那小子所说的‘国’，可能并不是同一种存在。
那小子所说的‘国’，或许是比君主还要重要的，是在他看来不惜要全体君臣、国民去誓死捍卫的。
是故那小子为了捍卫少梁，会迫使梁姬做出‘若死便葬于少梁’的决心，而其自身，也不惜冒九死一生之险，率奇兵在冰天雪地中长奔五百余里，赴秦国国都俘虏秦王。
这样一想，东梁君忽然能理解那小子为何能与墨家钜子一见如故了——因为那两人其实是一类人，都有着异于常人、异于世俗的志向与抱负。
“哼，倒也不坏……”
轻哼一声，东梁继续往下看。
继‘尚贤’之后，便是‘尚同’，这一点较墨家的‘尚同’大致相同，通俗点说就是下位者逐层服从上位者，使促成‘一同天下之议’。
这是墨家学说中少有的、比较贴近君主统治的主张，遗憾的是墨家还‘作茧自缚’般给君主、天子套上了一层‘是否合乎天下之义’的枷锁，在集权的同时又限制了君权。
当然，这对于少梁基本没什么害处，毕竟少梁也没有能力去做什么‘不义’之事。
至于限制了君主的权力，他视若女儿一般的梁姬还年幼，本来就不管事，至于日后……或许也轮不到他来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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