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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申不害的这种主张,李郃与墨践都是不认同的,且二人的反对观点不同。
墨践的反对观点是韩国的君权失去了约束,他对申不害道:“韩侯以此法治国,就好比一人驾车,仅有绳鞭却没有缰绳,只能前进却不能停止,不利于治国治民。”
而李郃的反对观点与墨践稍有不同:“韩侯固然贤明,但他深居宫内,未必事事精通,仅让韩侯一人决断国家政务,长此以往或会与现实偏离。”
相比墨践的反对意见,申不害更能接受李郃的反对意见,闻言请教道:“李大夫有何指教?”
李郃也不藏私,拿他少梁举例道:“申相且看我少梁,虽然最高的法令由东梁君与治邑大夫商议决定,但东梁君只提供一个方向,并不做详细的安排,具体事项由我等治邑大夫制定,而我旧梁制定的邑策,我也并不独断独行,县政交给邑令,技术方面则委托钜子,他们负责相关之事,比我更有经验,我为何要去给他们指手画脚呢?”
申不害听了感觉很有意思,饶有兴致地问道:“那李大夫负责什么呢?”
“统筹安排。”李郃解释道:“我只负责一件事,即将合适的人才放在合适的地方,并给予他们足够的信任与帮助。”
申不害听了颇有启发,半响叹息道:“想不到李大夫年纪轻轻竟有这等高见,可惜我韩国与少梁不同,变法一事在国内有大多的掣肘,若不能请韩侯独断,恐怕法令根本不能下达。”
李郃与墨践对视一眼,没有多说什么。
在对比两国的国情后,少梁的变法基础要比韩国好得太多,上有以东梁君为首的权贵权力支持变法,下由举国百姓全力支持,再加上有墨家弟子作为基层的官员,引导百姓,可以说少梁臣民在纪律性、组织性、协同性上一个不缺,至少在国内几乎没有丝毫的掣肘与阻碍,这即是少梁本身的优势,也是墨学治国的优势,两种优势相叠加,促成了眼下少梁举国谋求变法发展的现状。
别说韩国比不上,天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了。
随后除了集权方面,申不害也与李郃、墨践探讨了法治方面的侧重。
如今天下法家,大致可分为三派,即‘重法派’、‘重势派’与‘重术派’。
重法,即指视法令为至高无上,一切依法而办,最显著的例子便是秦国的卫鞅,别看卫鞅当初在少梁笑容可掬的模样,事实上他在秦国施行变法时十分严苛,仅从‘连坐法’就能看出一二。
而重势派,则主张维护君主的无上权力,这一派法家弟子认为只要有强有力的君权,便能顺利推动新法,这想法其实与申不害的主张十分相似,但申不害并不是这一派的忠实拥趸,他其实是‘重术派’,只不过是被韩国的国情逼地没有办法,才主张君主集权。
重势派真正的例子是齐国稷下先生慎到。
最后就是申不害主张的‘重术派’,说白了就是用灵活的方式来推动变法,而主张君主集权,其实也就是申不害受迫于韩国国情而做出的‘灵活改变’,包括他对韩国国内旧贵族势力的妥协与拉拢。
而李郃当然是倾向于‘三者并重’,既要有优秀的法令,也要有强有力的政府去推动,且推动的方式也要讲究灵活,法、势、术三者皆不可或缺,这一点在他看来是众所周知的。
申不害虽然对墨践主张的墨家学说并不感兴趣,但却对李郃所讲述的法治理念颇感兴趣。
五月初五,秦国相邦、左庶长卫鞅再次赶赴旧梁,专程来见申不害。
申不害对此并不奇怪,毕竟前几日在见过秦国驻少梁使者樛游后,他就猜到他赴少梁一行瞒不过秦国。
在与李郃私下商量了一下后,申不害决定等一等秦国的使者,看看能否与秦国达成什么默契。
别看韩国是魏国的盟友,且被秦国占去了许多的土地,但其实韩国并非铁了心站在魏国那边,就像少梁一样,秦、魏两国其实都是韩国的敌人,只不过韩国既没有能力独自对付其中一国,更没有能力同时与两国为敌,因此只能选择其中一方。
倘若此次能从秦国这边得到什么承诺,这当然更有利于韩国游走于秦、魏两国之间。
然而尴尬是,韩国由于也是大国之一,它注定享受不到少梁的‘待遇’——秦国可以不在乎少梁的发展,只要少梁别站在魏国那边即可,毕竟秦国自忖少梁威胁不到它。
但韩国可不同,它的块头比少梁大太多了,这就注定秦魏两国谁也不会放松对它的监视。
不过这次,秦国相邦卫鞅倒还真是怀着对韩国的善意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