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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之义第二
天子正确的行为准则,必须是纯正地取法天地,并垂鉴古代圣王的法度。普通人正确的行为准则,必须敬奉父母的教诲,并遵循君上的规诫和指导。所以,即使世上有贤明的君主,但假如对士民们不先加以教育训练,也是无法加以使用。
古代教育民众,必定是先确定制立贵贱上下的伦常规范,以确保贵贱尊卑之间不相侵凌。做到:德和义两者互不逾越,有材技之人不致被埋没,孔勇刚强的人不敢违犯命令。这样,大家就会力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了。古时候,朝廷的礼仪法度不用于军队,军队的规章制度也不用于朝廷,所以德和义两者就不会互相逾越了。君主敬重作用不自我夸耀的人,因为不自我标榜的人,正是君主所需的宝贵人才。很显然,如果一个人能做到不自我标榜,就表明他本身没有奢求,而没有奢求就肯定不会争名夺利。朝廷大事上如听取他们的意见,就一定能掌握真实情况;军队事务上如听取他们的意见,就一定能妥善处理好各种问题。这样,有才技的人就不致被埋没了。以服从命令为军人的最高奖赏,以违抗命令为军人的最高惩罚,做到这一点,那么有勇力的人就不敢违犯命令了。在对民众进行了这些教育之后,再慎重地选拔任用他们。如将各项事务都处理得妥善适宜,那么各级官吏也就恪尽职责了。教育内容简明易学,那么民众就会好学不倦,积极向上。习惯一经养成,那么民众就会依照习俗行事。这就是教育上的最佳效果。
古代作战,追击败溃的敌人不过远,追逐主动退却的敌人不逼近。不过远就不易为敌人所诱骗,不逼近就不易陷入敌人的埋伏。以礼制为规范,军队就能得到巩固;以仁爱为宗旨,就能够战胜敌人。战争取得胜利之后,以民众的教化就可以推行。因此,贤德之君十分重视这种方法。
虞舜时代在国都中举行誓师,这是想让民众理解支持君主的决定;夏代在军中举行誓师仪式,这是想让部队上下事先在思想上有所准备;殷商时期在军门外举行誓师,这是想让部队事先了解作战意图以便展开行动;周代在两军交锋厮杀前夕举行誓师,这是为了激励士卒的战斗意志。
夏代的君主依靠仁德匡正天下,未曾使用武力,所以不当时的兵器种类并不复杂;殷商用义夺取天下,开始使用武力;周代凭借武力夺取天下,于是就使用各种各样的兵器。
夏代在朝廷上行施奖赏,这是为了鼓励好人;商代在集市上行施诛戮,这是为了使坏人畏惧;周代在朝廷上行施奖赏,在集市上行施杀戮,这是为了劝勉好人,惧骇坏人。三王鼓励人们改恶为善的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
兵器不掺杂使用就没有威力。长兵器是用来掩护短兵器的,而短兵器则是用来逼近格斗抵御的。兵器过长则不便使用,太短了就打击不到敌人。太轻就脆弱,脆弱就容易折断;太厚重就不锋利,不锋利就派不上用场。
兵车,在夏代称作为钧车,注重行驶的平稳;在殷代称作为寅车,注重行动的迅疾;在周代称作为元戎,注重结构的精良。旗帜,夏代用黑色,取其象手持人头那样的威武;殷代用白色,取其象天穹那样的洁白;周代用黄色,取其象大地那样的厚实。徽章,夏代以日月为标志,表示光明;殷代以猛虎为标志,象征威武;周代以蛟龙为标志,体现文采。
治军上过于威严,士气就会受到压抑;反之,如果缺乏威严,就难以指挥士卒克敌制胜。君主使用兵力不得当,任用官吏不适宜,有技能的人无法发挥其作用,牛、马等物资不能合理加以使用,主管者又盛气凌人强迫人们服从,这就叫做过于威严。过于威严,士气就会受到压抑。君主不敬重有德行的人而信任奸邪之徒,不尊道敬义而任意恃勇逞强,不提倡服从命令的行为而默许违抗命令的做法,不赞许善行而放任残暴行径,这必然导致坏人侵凌主管官吏,这叫做缺乏威严。缺乏威严,那就不能约束和指挥士卒去战胜敌人。
军队行动,首先注重的是从容不迫,从容不迫,就能保持战斗力旺盛。即使是在战场交锋厮杀之际,也要做到步兵奔跑,兵车不疾驶,追击敌人不逾越行列,这样才不致于扰乱战斗队形。军队的强大和稳固,在于不打乱行列的部署,不用竭人员、马匹的力量,行动的快慢节奏不超出上级的指令要求。
古代,朝廷的礼仪法度不适用于军队,军队的规章制度也不适用于朝廷。如果把军队的规章制度应用于朝廷,那么民众的礼让风气就会废驰;反之,如果将朝廷的礼仪法度应用于军队,那么部队的士气就会涣散削弱。因此,在朝廷上,要做到谈吐言词文雅、语气温和。在朝廷做事应是恭敬谦逊,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君主不召见就不来,不问话就不发言。入朝晋见时礼节隆重,下朝辞退时礼节简单。而在军队中,则要做到昂首直立;在战阵上,要做到行动果断。穿着铠甲时遇尊贵者毋需跪拜,身乘兵车时见上级不必行礼,在城上值更时用不着小步急走以示恭敬,遇有危险时都可挺身而出而勿需讲究长幼尊卑。所以说,礼和法两者互为表里,文与武如同人的左手右手,不可偏废。
古代圣明贤德的君主,总是显彰民众的美德,鼓励民众的善行。所以没有败坏道德的事情,也没有不遵守法度的奸民,奖赏用不着推行,惩罚也无需实施。虞舜时代既不用赏也不施罚,而民众却都能乐于为君主所用,这是最高尚的德治。夏代用赏而不行罚,这乃是最美妙的教化。商代仅仅施罚而不用赏,这乃是最强大的威严。周代赏罚一并使用,这说明在当时道德已经走向衰微。行赏不要逾时,这是为了使民众迅速得到做好事的利益;施罚要就地执行,这是为了让民众立即看到做坏事的害处。大胜之后不颁施奖赏,这样,上下各级就都不会夸耀战功。如果君主不夸功,就不会骄傲;如果官兵不夸功,也就不会相互攀比。上上下下不矜夸争功,象这样,可谓是谦让到了极致。打了大败仗后不行诛戮,这样,上下各级就都会把过失往自己的身上揽。君主如果认为过失在自己身上,必定痛加悔过,改正错误;下属如果认为过失在自己这边,必定下决心不再犯类似的错误。上上下下象这样勇于承担错误,也称得上是最好的谦让风气。
古代对于戍守边防的士兵,〖服役一年后〗三年之内不再征调,这是因为看到了他们的辛苦。上下之间这样的互相体恤和爱护,就是最和睦的表现。打了胜仗后就高奏凯歌,这是表达喜庆之情。结束战争后高筑灵台,慰功民众,这是表示休养生息从此开始。
定爵第三
大凡用兵打仗,首先要做到:确定军职爵位,明确赏罚规定,收用各方游士,申明军队教令,征询民众的意见,募求技能出众的人才。反复思考,摸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分辨是非,推究疑问,积蓄力量,索求巧计,依据民众的意愿来采取行动。
凡是作战,要做到稳固军心,明辨利害,整治混乱,申明进退原则,服膺正义,激发廉耻之心,简约法令,慎省刑罚。小罪就要加以制止,如果让小罪得逞,那么大罪恶也就会随之而来了。
要顺应天时,广殖财富,取悦民心,利用地利,重视武器装备的建设,这就是作战所必须考虑的五件事情。顺应天时,就是要巧妙利用天候季节;广殖财富,就是要善于利用敌人的资源财富;取悦人心,就是要顺应大众的意愿;利用地形,就是要占领狭隘险要的地域;重视兵器,就是要在作战中用弓矢御敌,用殳矛守阵,戈戟等兵器配合使用,互为辅助。五种兵器有五种用途:长兵器是用来掩护短兵器的,短兵器则是用来弥补长兵器的不足的。五种兵器轮番使用可以持久,一齐使用就能发挥强大的威力。当发现敌人使用新式兵器时,就要仿效制造,从而同敌人保持力量上的平衡。
主将既要顺应众人意志,巩固军心;又要观察敌情,随机行事。将军的心是心,士众的心也是心,应该同心协力。马、牛、战车、兵器,休整良好,供应充足,合在一起,就构成军队的战斗力。教育训练重在平时,作战打仗重在指挥。军队中,将军好比是人的躯干,卒恰是人的四肢,伍如同是人的手指,〖彼此间必须协调一致〗。
大凡指挥作战,讲究的是智谋韬略;近敌格斗,注重的是勇敢顽强;布列阵势,推重的是巧妙灵活。要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意图,同时要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行动,不要去做违背自己意图的力所不及的事情。对于敌人,则要反其道而行之。
通常作战,应该具备‘有天’、‘有财’、‘有善’诸项条件。遇上好时机不要错过,占卜到胜利的预兆就要机密行动,这就叫做‘有天’。民众富足,国力充实,这就叫做‘有财’。士卒训练有素,阵形优势明显,武器装备精良并且预有准备,这就叫做‘有善’。
人人都能够勉力去完成任务,这叫做‘乐人’。军队强大而阵势巩固,兵员充足而训练有素,选拔各类人才来管理各种事务,洞察种种情况以应付突然事变,这叫做预有准备。兵车轻捷,步兵精锐,弓箭足以固守坚御,这就是强大的军队。兵力集中,军心镇定,力量充实,这就是巩固的阵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到进退有序,就叫做富有战斗力。主将从容不迫,士卒操练娴熟,这就是训练有素。各项事务都有专人负责,这就叫做事有所司。在这样的基础上分辨清事务的轻重缓急,这就是简明而实用的管理。
正确衡量兵力,巧妙利用地形,根据敌情部署阵势,掌握攻、战、守的不同要领,把握进、退、止的时机,注意前后左右的配合和战车步兵间的协同,这些都是临战前应该考虑好的事情。
对上级不服从,不信任,彼此间不和睦,怠忽职守,猜疑丛生,骄傲自满,畏缩惧敌人,军心涣散,互相拆台,丧失斗志,疲劳困顿,肆意妄为,分崩离析,军纪松弛,所有这一切,都是作战的祸患。
骄傲自大,畏葸恐惧,士卒□□吵闹,部队忧虞自扰,临事不审而事后反悔,这些都是导致军队覆灭的原因。
制造声势或大或小,采用战法或刚或柔,实行编组或参或伍,投入兵力或多可少,都必须衡量利害得失而适当处置,这就是作战上的权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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