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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与不战，影响不大。
唯独被改变了的，乃是凉州那边的战事，曹真只能静候消息了。
而于大汉而言，魏延胜了一战且缴获极多，已然可称此番出兵有所得。如今再度陷入对峙，也不无不可。
反正，兵出之前，定下的战略调度中，他们本来就不会参与凉州的战事。
是故汉魏双方皆不约而同的，将目光投来了凉州的金城、西平二郡。
其中，西平郡乃是献帝建安年间，从金城郡分析而出。世人对它通俗的称呼，乃是“河湟谷地”。
不过，整个河湟谷地，并非是一片大型冲积平原。
而是由湟水水系诸河谷，及积石峡以西的一段长约200公里的黄河河谷所组成的；可分别将之称之为“湟水河谷”与“河水谷地”。
湟水河谷占了西平郡疆域的十之七八。
南北两侧由拉脊山脉与达坂山脉夹在中间，从西海东北角发源而来的湟水，从中间浩浩荡荡东去，于四望峡处注入大河。若是看形状，湟水河谷十分类似于一片树叶。两侧山脉蜿蜒而下的支流与湟水都是脉络，一同将这片树叶灌溉成为沃土。
且气候温润，可满足农耕的需求。
这也是为何繁衍于此地的羌人部落，皆半农耕半游牧的缘由。
生活在这里的羌人，往往占据一段河谷抑或者湟水支流的肥沃山沟耕牧，建立种号部落，各自称雄。
此乃优势，亦是弊端。
优势，乃是指羌人部落不用像河套平原的鲜卑、匈奴等游牧民族那样，过着典型的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每岁通过耕种储存的粮秣，增强了他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弊端，则是每条河谷的羌人部落，都是自成体系，彼此各自为政。不管是通过战争兼并抑或者血脉融合成为一体，还是共盟抵御外敌，皆堪称几无可能。
此生存状态，也是造就湟水河谷内叛乱频发的缘由之一。
中原王朝统治此地时，通常会采取“拉拢一部分、打压一部分”的手段，区别对待，避免他们联合，以便于维护官府的权威。却常常因为执行之时，把控不好权衡的度，从而引发一些被打压的种羌忍无可忍，拉拢族人举起叛旗。
从而，也导致许多旁观的种羌，出于投机获利的心理，半推半就的加入叛乱。
且许多本地汉人豪右，不会放弃这种播种自家野心的机会。
西羌叛乱难以根绝，并非偶然，亦非必然。
自从汉军夺取了陇右之地、对凉州虎视眈眈后，魏国为了集中兵力与精力对抗汉军，有一些明智之士，也开始思考安抚羌人部落的办法。
魏雒阳庙堂的衮衮诸公，乃是采取了减少了河西四郡的关隘的通行费用，让出丝路利益让他们不与大汉合流。
魏征蜀护军郭淮，转来金城郡任职后，便通过恩威臧否来立信。
对不臣者，驱兵讨之；率众臣服者，则是问老恤幼、宣晓仁义，让众羌皆服。
而生长于凉州的庞淯与杨丰却大为不同。
他们在整个凉州的羌胡各部中，皆威信甚著，缘由乃是心中所秉承的信念乃是“义”。
春秋战国时的“义”。
人恩我，我杀身以报。
人虽无恩于我，义之所在，我亦往之。
对待羌人部落也是如此。
他们二人前来任职后，先是逐一拜访了各个种羌部落的首领，问明各人所期所求，随后才前来寻督金城、西平二郡兵事的郭淮。
给了两个选择。
其一，若是魏国愿意提供粮秣辎重，他们可招募三至五万羌人为魏国而战。
但是这种征兵法，忠诚是没办法保证的。
战事若胜了，这些羌人绝对会再第一时间抢占战利品，甚至不吝于对袍泽拔刀相向。
若是战事显出颓势，就要提防他们临阵逃脱，抑或者是临阵倒戈的准备。
就如凉州每每羌乱一样，每个部落都见利忘义、树倒猢狲散。
另一，杨丰可募得三千至五千羌人为“湟中义从”，为魏国死不旋踵。
前提是这些义从的家眷，魏国必须安置至肥沃的河谷中栖息、不可再征调赋税。
且庞淯胆敢以身家性命担保，只要魏国能将汉军抵御在湟水河谷之外，不让汉军威胁到那些羌人部落牧场及田亩的前提下，那些羌人部落绝对不会叛乱。
这两种选择，郭淮更倾向于后者。
兵贵精不贵多。
比起军心不定的乌合之众，三五千义从羌更令人安心。
且他兼领着护羌校尉，若能招募义从羌，正好可充实护羌营。
只不过，免去赋税的做法，涉及到了魏国的军制，不是他可以作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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