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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祁钰谈到了王安石新政，自然是想要推行一些新政。
他手里有几种募集善款的好办法。
第一个就是发行国债，提高短期利息，扩大宝源局纳储的速度。
国债可以看做是钞法的一种，用一纸契约换取真金白银，等到国债期限到了承兑，实现朝廷和购买国债之人的双赢。
户部尚书沈不漏…沈翼对国债之事并不认同，他认为大明的财经事务前所未有的健康。
大明的国帑每年都有结余，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事，而且每年的结余越来越多，宝源局的投资也开始初露狰狞，每年几乎翻倍的上交利润，在沈翼看来，即便是陛下不南巡募集善款，也足够支持以工代赈了。
沈翼总觉得朝廷向民间借钱
，有失体统，有损体面。
现在大明国帑，一个字：阔。
第二个办法，则是地产，大明在各州府县拥有极多的官舍，将这些官舍，按照朱祁钰在讲武堂聚贤阁外的水泥大别墅的标准建设，在配合地方特色加以社稷，绝对可以卖个好价钱。
第三个办法，则是彩票，这个彩票可以得到一股庞大的现金流，来补充大明因为以工代赈的巨大投入造成的财政压力。
三十六枚飞钱搏一搏五万银币。
十八枚飞钱可以购买一斤猪肉，大约等同于一分银，一两银子等于一百六十分银，五万银币等于八百万分银，等于八百万斤猪肉，等于一亿四千四百万飞钱，也就是十四万贯左右。
彩票这东西，在中原王朝也不是什么稀罕东西。
南宋的时候，就有关扑，卖的不是纸票，而是一种牌子，名叫笏，这玩法种类繁多，有以一笏扑三十笏者赢钱，而后又扩展到了车马、地宅、歌姬、舞女等等，皆依约以价而扑之。
南宋实际上的都城临安，号称：“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城，更有一答闲田地，不是栽花蹴蹴鞠。”
而宋高宗赵构，更是组建了两只皇家蹴鞠队，分为左右军，而民间则以俱乐部齐云社为主，经常组织全国性的蹴鞠大赛，这自然少不了关扑，售卖笏钱。
临安城粪霸赵构，自然不会放过这等赚钱的机会，赚的盆满钵满。
赵构当皇帝称职不称职不论，但赵构绝对是个合格的资本家。
这三种方式，无论朱祁钰用哪种，礼部尚书胡濙都能找出历史渊源来，为陛下的决策洗地，历史长些，大约就是这个好处，好事坏事，都能自古以来。
朱祁钰斟酌再三，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于谦。
“陛下…这…”于谦呆滞的看着陛下，他终于明白了为何陛下好端端的说起了王安石变法事，原来在这里等着呢。
于谦斟酌了一番说道：“陛下啊，第三策臣以为为下下策，松江府旧院、应天府神乐仙都、京师东西斜巷胡同，都是游堕之民、黑恶集结之地，常常滋事，这关扑助长黑恶，致道德沦亡。”
“斗升小民本就困顿，关扑厚利，必然引起争相追捧，百姓本困顿，此策大行民生愈苦，臣以为不妥。”
在于谦看来，这第三策关扑彩票之事，是下下策，是亡国之策，会导致道德沦亡，万万不可。
“至于这第二策，臣以为乃是下策，李宾言请旨，请官舍改建为大明匠城，为各地官厂家眷院，襄王在贵州践行利柄，大明各州府若想不受制于人，再无这挟百姓以令州府事，则以利柄大行天下，臣以为方为正途。”
大明各州府县主佐贰官，不想站着把官儿给当了？
但是大明官员也没办法，不依靠地方缙绅宗族，连打折的正赋都收不齐，朝廷问罪，百姓叫苦连天。
利柄论之说，堪称国之良策，朝廷与地方，地方与缙绅争权，利柄二字可定胜负。
什么是权？不就是分配地位吗？
不占有生产资料、不占有劳动本体，怎么占据分配地位？
李宾言致力于匠城的建设，就是先行一步探探路，看看让士农工商的工匠们，也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匠城就是工匠的合力的具体体现，而各州府县的大量官舍的确要改建，不过不是贩售，而是分配给工匠，建造集体性质的家眷院。
“至于陛下所言国债，臣不精通财经事务，倒是觉得并无不可。”于谦对于陛下的第一策，也摸不准。
在于谦看来，国债和宝源局纳储，只是在利钱上，
有所区别，并无二致。
有区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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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1：南宋也称大宋，南宋的京师是开封府，临安只是行在，从来不是京城。
注解2：王安石和章惇算是典型的求荣得辱了，直到五四运动，王安石和章惇还在挨骂。
注解3：古代变法最成功的是商鞅，当然商鞅也作法自毙，商鞅自己也是变法的代价，死在了反攻倒算之中。其次我认为就是张居正变法了，张居正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吏治和一鞭法上，变法不吏治，就是王安石变法的局面了。奈何万历皇帝他不是秦惠文王，秦惠文王把商鞅车裂，但是商鞅之法不废弃，万历皇帝在张居正死后，清算张居正，也废掉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和一鞭法，万历十年，可谓是普天同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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