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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这幅《女史箴图》,是顾恺之与小女孩谢道韫之间的怄气之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陈郡谢氏,最终在南北朝后期衰落,这幅画流入后梁内府,几经周转,在贞观十三年,被唐太宗李世民所得,收入弘文馆,不仅如此,李世民还命人临摹了一幅。
这里又冒出第四个问题,唐摹本究竟存不存在?
太宗得《女史箴图》,几乎无争议,因为据《太宗实录》记载,“贞观十三年八月望日,购得顾笔一卷,弘文馆藏。”这段话中,唐太宗所得的“顾笔”,大概率上就是顾恺之的《女史箴图》。
在二战以前,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收藏家,都认为大英博物馆所藏的《女史箴图》,就是顾恺之的真迹。大英博物馆也是按照真品的标准,收录的。这一结论,可不仅仅是口传,很多文献记载的有关此画的特征、钤印以及题词,印章,几乎与大
英博物馆所藏,一模一样。
但是
在1945年,二战结束,大英博物馆整理馆藏,准备重新开馆——二战期间,大英博物馆一直处于闭馆状态。开馆之前,所有重要文物都需要重新审核鉴定。恰逢当时的同位素鉴定技术有所突破,于是,大英博物馆使用了这种“高精尖”的科技,也对《女史箴图》来了一次鉴定。
意外发生了!
《女史箴图》绢帛上取出来的“碎渣”,在同位素的检测下,绢帛的诞生年代,在公元500年到公元700年之间。
要知道,顾恺之去世于公元409年。
也就是说,这幅画肯定不是顾恺之亲笔所绘!
从这一结果,得出一个结论:这幅画要么是有人冒顾恺之之名绘制,要么这幅画是后人临摹。
冒顾恺之之名绘制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毕竟这幅画作在史书上有清晰的记录,那么只有后人临摹的一种可能性。
大英博物馆不死心,又采用碳十四检测一次,这次精确到公元六百年,正负五十年。
确定无疑,这幅画作是后人临摹,时间位于隋末唐初。
这一结论让大英博物馆大失所望!
由此还诞生了另一件趣事。
二战结束之后,英国政府为了感谢远征军在缅北对英国军队的解救行动,打算把这幅让大英博物馆失望的画作,作为感谢礼品,归还给中国。
当时英方给出的选项有两个,其一是这幅画,其二潜艇一艘。
在选择之前,有关《女史箴图》是后人临摹的消息已经在英国传开,当时的国史馆馆长戴季陶正在伦敦访问,赶紧将消息传回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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