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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基金的吉姆·罗杰斯，富达基金的洛克·安菲尔，邓普顿基金的穆雷，三人同一趟班机，并不意味着三人“结伴而来”，而是各行其是。
事实上，穆雷与洛克·安菲尔两人，都不认识吉姆·罗杰斯。
如果说邓普顿和富达是搏击九天的苍鹰的话，量子基金只不过是一只刚刚飞出树林的雀鹰。
后世有关索罗斯和量子基金的文章很多，但是，在介绍索罗斯前期发展的重要阶段，也就是1969年，他们加入布利克罗德证券公司后成立的“双鹰基金”时，多数会一笔带过或者春秋笔法。
这是有原因的。
布利克罗德证券公司的幕后资本方，是阿恩霍尔德酒店集团——这是一家来自于拉斯维加斯的菠菜集团。种植菠菜所收获的钱，显然带有浓重的土灰色，需要找到合适的方法进行清洗，因而这家菠菜公司成立了一家专门的证券公司负责清洁——“布利克罗德”的英文意思就是“漂白剂”。
因此，索罗斯和罗杰斯等人从事的“双鹰基金”，其实是干“清洁”工作的。
因而，这段历史是很忌讳被人提起的，追随者也就很少提及。
“双鹰基金”成立之后，经营并不算好，尤其是罗杰斯连续几项跟投失败，让他在合伙人团队中地位，日趋降低，甚至引发投资人危机——有不少投资人撤资，连大资本方的布利克罗德证券公司，都放狠话要撤掉资本，解散基金。
1973年，索罗斯出击石油期货成功，获利颇丰，情况有所改变。
不过，这一切对于罗杰斯而言，依旧是噩梦，因为合伙人团队决定利用名人效应，专捧索罗斯，以吸引更多投资者加入。很快，双鹰基金解散重组，改为“索罗斯基金”。
1973—1979年，索罗斯声名鹊起，他赚钱的本领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在此期间，曾经的“双鹰”之一，罗杰斯，曾一度黯然失色。但是在1978年，罗杰斯做空北美棉花与玉米，以至于“卡特政府在1978年3月29日，迫使国会不得不向农民提供援助”，以摆脱农业困境而声名大涨。
此时的“双鹰”已经不是一家种菠菜的公司所能拥有的员工，两人的翅膀硬了，看好他们的资本多了，1979年，索罗斯基金再度重组注册。这一次，菠菜公司被挤出大投资方，索罗斯和罗杰斯，牢牢把握住新成立的“量子基金”话语权。
1980年，量子基金的可控资本为6亿美元，年度盈利为八千万美元。
1983年，量子基金的可控资本预估在22亿美元左右，年度盈利不详。
虽然量子基金这三年迅猛发展，可是，在富达可控基金超过150亿美元、邓普顿可控资本将近200亿美元面前，量子基金连零头都算不上。
穆雷与洛克·安菲尔两人不认识罗杰斯，也就能理解。
在澳洲，罗杰斯没有穆雷那么硬的资源关系，效率自然没有穆雷那么高。抵达悉尼的几天，他一直在悉尼各个场所“闲逛”，譬如酒吧、超市、大学、节假日开放的个人银行等等，感受悉尼的物价变化，听听民众的抱怨，看看媒体的报道，偶尔也会听听职业人士的看法……
四十岁的罗杰斯，有他自己的一套判定金融市场是否稳定的方法，譬如通货膨胀和民众的焦虑，这些都是金融不稳定的前提与祸根。
在抵达悉尼的第四天，也就是12月31日，他与老板索罗斯通电话，汇报自己的观察——澳洲金融市场存在相当高的动荡风险。
他不是合伙人吗？怎么成了索罗斯的员工？
这话又要从1980年开始说起。
量子基金继承了索罗斯基金的血脉，因而，新的基金公司，依旧以索罗斯为主。
1980年，罗杰斯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将自己在基金中的本金与分红，全部抽出来，来了一次痛痛快快的环球旅行。
1982年年初，他再度回到量子基金，接手日常交易及管理工作。
他的身份也就变成“职业经理人”而非创始股东。
在与索罗斯通过电话之后，罗杰斯开始行动，透过新闻得知，此次澳元危机的幕后策划人卢灿在墨尔本现身，他毫不犹豫的直扑墨尔本。
卢灿再行墨尔本，所引发的轰动，要比十多天前，大太多。
原因很简单，其一是澳洲中华总商会在四叔及谭孟辉的努力下，几乎算是已经成立；其二是共同基金的组建，让很多人的利益，与卢灿捆绑在一起，他们天然的认为，自己是卢灿的“一家人”——呵呵；其三就是澳元汇率的狙击，虽然卢家团队并没有宣扬这件事，可是，毕竟已经发动，该知道的都已经知道，很多自认为自己人的朋友，上门打探消息。
几重因素一结合，这几天拜访、邀请、宴请卢灿的人，络绎不绝，有想追加共同基金投资的，有想加入狙击澳元汇率行动的，有的纯粹想要认识一下，也有想要加深关系的……
卢灿头都大，还不好意思拒绝。
毕竟，这些访客要么是商会成员，要么是共同基金会员，人情社会，卢灿如果拒绝接待，显得傲气，且不合乎人情。
他和温碧璃来墨尔本，其实是处理黑珍珠养殖基地交易一事。
杨慧东是纳德轩合浦珍珠养殖场的副厂长，如果未来波利尼西亚岛黑珍珠养殖基地买下来，他很有可能为委任为该养殖场的总经理，但是，在交易时，他没有签字权。负责采购黑珍珠的纳德轩对外采购部副部长居胜文，也只有采购协议签字权，没有养殖场的签字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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