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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并不是一个听不进去一点意见的独裁者，否则的话，林辅成这种整日里对着朝政指指点点的人，早就被人给封喉了，哪里轮得到他喋喋不休？
林辅成一直十分谨慎的在红线的边缘徘徊。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你人不在那个位置上，不知道要面对的是怎样的困难，指出问题当然可以，但是你非要对具体的政令做出规划，那可以走科举仕途的路线，一步一步爬到最高的位置。
一如张居正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般，对国朝的命运做出规划来。
张居正这么一个鲜活的例子在这里摆着。
朱翊钧最后看了一眼李贽，这次入京看起来对他打击还是蛮大的，整个人都有点失魂落魄的感觉。
一個纨绔公子，把他李贽喷的哑口无言，让李贽有点怀疑人生，他觉得京堂果然是卧虎藏龙！
黄公子、王公子那是一般人？一个背靠大将军府、一个背靠次辅刑部尚书父亲，那都不是一般人，而且这二位能言善辩，也是京师人人皆知之事，能舌战群儒而不弱于下风，在多次聚谈中出尽了风头的林辅成，都不是黄公子的对手。
黄公子哪里是什么纨绔子弟，分明就是勇士挑战大魔王的那个魔王本身，魔王不仅不呆在宫里，不设立各种层层级级的挑战，让勇士在挑战的路上获得战友、装备，而是直接堵在新手村门前大杀四方，那自然是百战不殆了，也多少有点不讲武德。
“把这个李贽的过往查一下，送到宫中来。”朱翊钧对着缇帅赵梦祐交待了一下，一天，大明皇帝要知道这个李贽的全部信息，三分钟那就有点太难为人了。
赵梦祐领命，交待给了提刑千户，李贽这样的山人，还轮不到赵梦祐亲自出马。
李贽、林辅成这类的自由派出现非常正常，因为大明的经济结构正在悄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以五大市舶司为主，林辅成是松江府人，李贽是泉州人，他们都在开海的最前沿，在中外文化交流和融合中，思考大明应当何去何从。
国朝经济结构在变化，社会结构也因此而急剧变化，社会就会向转型迈进，这转型的时间里，大明上下都在思考制度的改变，大思辨的浪潮中，一定会涌现出各种各样的人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李贽听闻了京师的聚谈之风，不来才怪。
这种没有任何底线，没有任何规则的聚谈其实非常危险，会撕裂整个大明的各个集体，而后围绕着各种主张争斗不止，而自由派是最先涌现的，因为他们的胆子最大，最是没有约束，最是追求打破陈规旧俗，最是敢于质疑，并且敢于表达。
朱翊钧看热闹，甚至亲自下场把勇士们堵在了新手村，其实是在立规矩，规矩就是你发现问题、表达意见可以，但不可以对政策指手画脚，以一种我绝对正确的姿态攻击朝堂的政令，并且做出进一步让大明局势恶化的行径。
以李贽的这次聚谈主张为例，他抛出了一个暴论，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而后不停的鼓噪这种暴论，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让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最后成为一股影响朝廷政令的合力。
没有代表就不纳税，那朝中没有穷民苦力的代表，穷民苦力就不必纳税了，这看起来非常的美好，但是张冠李戴、冒名顶替，那些个阶级在穷民苦力之上的人，就会把穷民苦力的定义抢走，因为没有规矩，就会更加肆无忌惮的向下朘剥。
这在大明是已经在发生的事儿，不是朱翊钧在杞人忧天，大明国初，在各府设有大量的养济院，还有官舍，用来安置走投无路的游民度过严冬，但是这些养济院，这些官舍，都被一些人给占据了，他们明明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却仍要贪图穷民苦力那点活命的粮食，断绝他们最后的希望。
朱翊钧回到了宫里，李贽的个人履历已经摆在了朱翊钧的御案之前，李贽在入京前的写的所有文章也放在了皇帝的面前。
李贽已经不年轻了，嘉靖六年出生，现年已经五十六岁了，也就比张居正小两岁而已，五十六岁的他是一个山人，而张居正在十一年前，四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帝国首辅了。
李贽和张居正都是大明的读书人，他们都走进了科举这个舞台，李贽在二十二岁才成为秀才，二十六岁成为了举人，但李贽没有考中进士，和海瑞一样成为了一名教谕，李贽任教谕那年是嘉靖三十六年，到万历九年，在云南姚安知府的位置上致仕。
“先做官，后做和尚，也没什么稀奇的。”朱翊钧看着李贽的生平，发现相比较海瑞抬着棺材上谏的骨鲠，张居正以丞相摄政试图挽天倾相比，李贽为官的政绩，并不突出，不是不突出，是籍籍无名之辈，几年考评都算不上太好。
站在朱翊钧皇帝的立场上去看，李贽没能在官场上卷上来。
从云南姚安知府致仕之后，李贽住在耿定向的弟弟耿定理家中，耿定向非常不喜欢李贽的离经叛道，所以在耿定理病重后，李贽搬到了麻城，而后回到了泉州，再从泉州来到了京师。
京师聚谈之风极盛，李贽入京聚谈也是为了自己的主张，属于他李贽的自由论。
在十二岁的时候，李贽就开始批评孔子了，或者说李贽从来就是那种不怎么愿意被规矩束缚的人。
他这种人在官场上不讨喜，因为官场是个规矩大于天的地方，不守规矩只能闭门自若的李贽仕途自然不顺。
“老农老圃论。”朱翊钧看到了李贽十二岁时候评价孔子的话。
老农老圃，出自《论语·子路》。
孔子的弟子樊迟请学种地，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再请学如何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菜农；
等到樊迟离开后，孔子对弟子们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小人，上位者好礼，则没有百姓敢不恭敬，上好道义，则没有百姓敢不服从；上好成行，则没有百姓敢不诚实，只要用礼义信，那么四方百姓就会背着襁褓里的孩子来投奔，哪里需要用到种地的呢？
这和孟子用分工驳斥农学的道理是殊途同归的，儒家追求的大同世界是个等级森严的世界，各自做好各自的事儿。
‘贤者与民并耕’是农学许行的主张，而孟子用分工驳斥了许行。
在孔孟之道中，礼大于一切，那么皇帝每年春天的时候，在祭祀春神的时候，推一下犁，意思意思就行了，表示一种共同参与的态度即可。
朱翊钧亲事农桑是非常离经叛道的行为，当初没闹出乱子来，是大家都觉得十岁的孩子在胡闹罢了，当时满朝士大夫就找不出一个会种地的，还是张居正捞到了一个在京师活动的徐贞明，送到了皇帝面前。
但十年后的今天，大明番薯育苗的火室已经遍布了大江南北，番薯这种救荒的粮食，得到了广泛的种植，与此同时，各种来自泰西的牧草也种满了整个绥远，甘蔗、橡胶树、棕榈种满了这个南洋的种植园。
某种程度上来说，朱翊钧的行为非常契合李贽的学说。
比如李贽认为女子也应该读书，大明的女校织院，就是中原有史以来，第一个给女子提供读书之地的公学，之前的女子读书都是家学。
李贽说朝堂上没有穷民苦力的代表，而大明穷民苦力和农户是高度重合的。
一个会种地的皇帝，是不是农户，或者说有资格成为穷民苦力的代表呢？大明朝堂上制定的种种政令，需要向皇帝解释，也就是要对天下农户负责。
朱翊钧认为自己有这个资格，他十岁开始就种地，每年都要亲事农桑，而且还亲自去过岗漠地上，看到了大明农户的勤劳和无奈，林辅成指着保定府骂皇帝无能这种事，朱翊钧作为最终审稿人都忍了林辅成，让他骂，不就是为了让百姓们好过一点吗？
诏废贱奴籍，仁极至功德，乡野田亩间，遍是苦命人；
皇帝圣旨废除了贱奴籍，朝中的士大夫们都在歌功颂德，这自然是仁政，但是乡野田地之间，仍然都是苦命的人，大明皇帝的圣旨，就跟放了个屁一样，什么用都没有。
这是在否定朱翊钧的努力，甚至是指责朱翊钧无能，你一个堂堂皇帝，下了圣旨都没什么用，不是无能是什么？朱翊钧也只是把这首酸词删除了，但整篇文章保留了，整篇文章，都是批评皇帝的政令没有得到贯彻。
朱翊钧觉得自己这个皇帝，是有资格代表穷民苦力的，宁愿挨骂，也愿意让百姓们的生活变好一些。
李贽在十二岁批评孔子，多少有点童言无忌，李贽在十二岁就问：不研究怎么种地，他孔夫子吃什么喝什么？
李贽是个很不守规矩的人，所以他和八股文天生绝缘，用李贽自己的话说就是‘吾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弃置不事’，我这个人比较怪，无法契合朱熹那一套，就只能放弃不事了。
朱翊钧对李贽的文章很喜欢，李贽，贱儒一生之敌，相比较之下，朝中对贱儒的批评就显得十分温和了，朱翊钧的批评都显得温和。
李贽连孔夫子都骂，那孟子、朱程理学，在李贽的笔下，根本就是扫进历史垃圾堆里的垃圾。
“按着李贽的说法，就该立刻再来一次焚书坑儒。”朱翊钧看着李贽的文章，乐呵呵的对着冯保说道。
冯保探着身子看了看，颇为嫌弃的说道：“狂夫狂言，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没有矛盾说呢，把儒家经典都焚毁了，把儒生都坑杀了，用什么啊？他说的好听，就这些个民间狂夫，素来如此，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指手画脚最是惹人厌烦。”
“先生和陛下共作矛盾说，才算是有了能替换用的东西，这不得慢慢才能有效果吗？真照着他说的办，那才是天下大乱，就跟人要穿衣服一样，把衣服烧了，又没有新衣服，穿什么？”
冯保对这种狂夫一点都不喜欢，甚至包括林辅成，吃陛下的喝陛下的，托庇于陛下，反过来阴阳怪气陛下，什么东西！
要不是陛下拦着，林辅成早就倒大霉了，东厂那些番子也不是白吃皇粮的。
“挺好的。”朱翊钧对李贽的文章还是很喜欢的，他就不该抛出暴论，把这些年他写的那些文集整理一下，刊印发行，也能成为京堂笔正里的中流砥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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