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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大伴为何这么痛快的就答应了？”朱翊钧看着冯保，在内外廷的冲突中，冯保讲究的就是一个寸土不让，一步不退，这次居然这么轻松的应承了下来。
冯保俯首说道：“陛下，这见好就收，臣还是懂的，内官们这次把儒生狠狠地羞辱了一番，已经极好了，等到明年，这儒生们回过神来，必然能考得过内官了，臣还咬着不放，岂不是，自取其辱了吗？”
“这些外廷的儒学士们，这辈子就别想一雪前辱了，这笑话，得跟他们一辈子了。”
“冯大伴，真的是眦睚必报，深得朕心啊！冯大伴这个《气人经》的功底，朕是十分认可的。”朱翊钧由衷的说道，冯保柔仁，但不代表没有手段，这辈子都没法报仇了，这就是冯保的诛心手腕。
考不过宦官这种卑鄙之人，这批儒学士一辈子在士林里抬不起头。
冯保的气人经，已至化境。
“承蒙陛下谬赞。”冯保俯首说道，气人经的道行，冯保还是差陛下一层，陛下杀人又诛心的手段，冯保不是第一次见了，让朝士们写文章骂王世贞，并没有过去多久。
“臣还有一事。”万士和开始奏禀，他来找陛下，不仅仅是责难陈善，还有国事要提前跟陛下沟通一番。
万士和要说的事儿，是监当官。
王崇古上了一本奏疏，是讨论宋朝监当官利弊，而这本奏疏其实在士林里引起了轩然大波，更加准确的说是反对。
两宋是一个极为割裂的年代，一方面文化登峰造极，而另一方面则是受尽了外辱，而对于监当官的评断，大明整体评价是弊大于利。
“两宋朝廷大费，全藉茶、盐、酒之利。”万士和开始坐而论道，从税收比例出发，讨论起了监当官的利弊。
两宋朝廷的财政收入和历朝历代仰赖土地藁税不同，两宋财政收入，田亩税赋的比例从没有超过三成，最低的时候，是在宋孝宗时代，仅仅是茶、盐、酒三项，宋孝宗时代，就超过了三千万贯，因为频繁的战乱，土地荒芜、南宋丢失了整个北方、而南方诸省开发不足这样的背景下，宋孝宗时候，南宋商税比例高达九成。
这也是两宋不设田制，国祚三百年之久的原因，两宋朝廷实在是太有钱了！
在频繁战乱、国土面积收缩、兼并蔚然成风、民乱频繁的两宋，朝廷有钱，那谁没了钱？是那些无法无天、肆无忌惮、抗风险能力极强的势要豪右吗？
显然不是。
而是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百姓，这些个失地的穷民苦力，生活困苦不堪。
二百文一斤煤和五十万马克一块面包，就是聚敛兴利之大害。
朱翊钧听完了万士和的说法，面露思索的说道：“先生也担忧此事言：两宋之时，凡一路之财，置转运使掌之，一州之财，置通判掌之。为节度、防御、团练、留后、观察、刺史者，皆预签书金谷之事，外权胜而利归私门。”
高拱的反对意见被张居正归纳总结，而后写到了奏疏里，供陛下评断。
北宋是强干弱枝而且执行的很好，但是到了南宋，财政大权的下方，藩镇化开始出现，而监当官是这种世势之下的执行者，一放就乱，一管就死。
这就要考验执政者的能力了。
“先生在朝，就先试试呗，不行就停下，大明现在有试错的能力。”朱翊钧最后还是选择了激进一点，大明有试错能力，也是张居正肯在这本奏疏上签名下印的原因之一。
“万太宰，朕有个差事交给太宰，吕宋总督国姓正茂，打算趁着收归种植园之事，对南洋诸国进行小范围的国情汇总，殷部堂上奏说，现在只是南洋诸国，等到日后，就是天下诸国了，这是个长久的大事，朕以为要纳入大明会典之中。”朱翊钧发出了差遣，让万士和为万国做志书。
万士和听闻陛下的派遣，眉头一挑，满脸喜气，立刻俯首说道：“臣定当尽心做事。”
给万国做志书，是一件青史留名的大事，而且要纳入大明会典之中，这是一份天大的功劳，皇帝把这个活儿派遣给了万士和。
第二天清晨，万士和就上了一本奏疏，让廷臣们再次刮目相看，万士和敲定了国情汇总的几个原则。
第三百二十四章定义别人的过去，就是定义他们的未来(第2/2页)
首先是系统性原则，三级指标去衡量一个海外藩国的能力。
第一级指标为基础国力、消费能力、贸易能力、军事能力和海贸能力，在每一个基础国力的指标之下有四个二级指标，比如：基础国力分为自然禀赋、人口状况、教化、水马路驿；消费能力分为了消费结构、消费水平、市榷数量、良港容量。
这种分级法是系统性原则，只需要看一张表，就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基本概况，进而在制定对这个海外藩国政策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其他原则包括了风险性原则、实用性原则、可行性原则等等，比如风险性原则，主要就是考虑与其贸易的风险，当地基础国力孱弱，消费能力薄弱，贸易无特产必须，军事能力强横，海寇众多，就可以排除在外。
经过综合评估后，大明将会对海外番国分为三个等级，藩国、友邦、敌国。
比如琉球就是藩国，泰西的红毛番佛郎机就是友邦，而倭国就是敌国外患。
如果这本国情汇总真的做成了，对于大明开海有着重要的意义，至少这些开海的商贾，必然要人手一本，可以为前途未知的海贸之事，多几分确定性。
“万太宰办事，果然是利索。”朱翊钧对万士和的办事能力，做出了高度的赞赏，日后这些小国修自己国家的史书，必然要参详万士和的这本《海外藩国志》，那么万士和就有了定义别国历史的权力。
定义过去，就可以定义他们的未来。
让朱翊钧格外意外的是，张居正这次的夺情回朝，风平浪静，根本没有引起任何的波澜，朝中没有人上奏，说张居正夺情起复是不为人子的不孝，毕竟相比较张居正的孝顺，自己的命似乎更重要一些。
这皇帝，杀孽太重了。
而张居正被夺情起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主持了遴选官考，即便是张居正的考卷很难很难，但依旧比陛下那套题要简单太多了，第二件事，则是给肆无忌惮的稽税院套上了枷锁，即便这个枷锁并不是十分的牢固，可有总比没有强的多。
稽税院的前身是镇抚司稽税房，镇抚司隶属于锦衣卫，而锦衣卫这个衙门，是唯一一个既是外廷也是内廷的衙门，这种特殊性就注定了锦衣卫凌驾于文官之上，在大明两百年的历史长河中，锦衣卫即便是最为虚弱的时候，也是在宫中大珰之下，仍在百官的头上作威作福。
张居正主持的稽税院文官监察，这个枷锁不牢固就不牢固在这里，它建立在皇帝对张居正的高度信任之上，需要时间去实践，而后慢慢沉淀为一种常制，一旦皇帝对外廷大臣不再信任，这种监察就是可有可无罢了。
但，仍然是，有，好过于没有。
朱翊钧坐在太师椅上，手里拿着一份格物院的杂报，看的津津有味，这是格物院格物博士耿定向和焦竑二人一起写的文章，名字叫财富说，主要就是讨论财富到底是什么。
“陛下，先生到了。”张宏低声提醒着陛下。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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