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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崇古在反对什么？其实他在担心新政在剧烈的冲击下化为乌有，一如王安石变法，如果张居正的新政崩溃了，大明的新政就会墙倒屋塌。
王崇古在提醒陛下，任何政令都是需要人去实现的，大明的行政力量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大。
权力，没有那么的神秘，掌握的信息越多，对下的‘实质权威’就会越多，掌握信息不够清晰，对下就只有‘形式权威’，由于信息的复杂，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导致各类的事务界定的边界模糊，所以才会出现高度人治的‘一把手负责’制度。
在地方，是巡抚对主要大事一体负责，倭患虏入民变，在朝廷，就是皇帝对大明的兴衰荣辱一手负责。
而一把手承担全部责任就会出现专权，而专权就是权力，权力必然滋生腐败。
实质权威、导致一把手负责，催生专权，滋生腐败，这是所有官僚制度的必然弊病，或者说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没有人可以逃脱，大到国朝，小到商行、商帮、工坊、每家每户，都是如此。
当下大明很少有女工，那么家庭中所有责任都由丈夫去承担，家庭的一切生活开销、子孙后代读书识字、家族的开枝散叶等等，妻妾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对外信息了解模糊，那丈夫在家庭中就拥有了绝对的权威，才会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说法，这也是妾室、外室当牛做马，名为伴侣实为奴仆关系的原因。
而正妻至少拥有公序良俗和律法上的承认和保护，所以可以对妾室外室生杀予夺。
王崇古必须要说服对下积极了解信息、已经形成实质权威、大明兴衰荣誉完全肩负、有能力有实力负责、拥有完整皇权的陛下，否则还田法这么大张旗鼓的搞起来，大明必然千疮百孔。
王崇古在大声的告诉陛下，大明现在没有基层组织，还田疏根本无法实施，政策是需要人去实现的，不进行基层组织建设，袖手空谈政令，是水中月镜中花。
维持现状，是最好的办法。
“你说得对。”朱翊钧对王崇古的意见是十分认可的，大明皇权不下县，在国初的时候，是可以做到的，时光荏苒，基层组织架构的彻底瓦解。
大明的基层建设就是里甲制，在里甲制的基础上，有了黄册和鱼鳞册，里长、粮长、驿卒，就是大明的基层组织架构，这一套已经被完全破坏，里长被富户取代，而粮长成为了苦役。
粮长，洪武四年起，纳粮1万石左右的地方为一区，指派大户世代为粮长，征收和解运田粮，且要拟订科则、编制图册、申报灾歉、检举逃税、催办粮差。
这在最开始是个优差，毕竟掌握权力，就可以中饱私囊、为祸乡里，可是随着官田减少、百姓逃亡越来越多、兼并严重，粮长催办粮差，收不上来的税，就只能由自己赔付，变成了苦役后，粮长也开始逃难。
大明的基层组织，彻底瓦解。
大明现在催办粮差，多数都是由县衙的户房找人挂名粮长派出，而后带着充斥着三教九流、来路不明的衙役们，武装催收，而百姓们则拿起所有能拿起的武器，武装抗税，这种斗争一直在大明上演。
所以，地方和乡贤缙绅们是合作共生的关系，地方衙门需要乡贤缙绅配合纳税给朝廷交差。
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地方衙门需要乡贤缙绅纳粮，所以就只能为乡贤缙绅们大开方便之门，清丈，大家都还能够接受，确定地籍所属，偷税漏税的实在是太多，大明财用大亏，朝廷下了考成，要搞清楚有多少地，在谁手里，这说得过去。
（基层架构）
王崇古说的是有道理的，还田法最后要落到乡野之间，还田法的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它让地主富民、乡贤缙绅们自己割自己的肉，喂给过去他们可以作威作福、予取予夺的百姓，乡贤缙绅又不是割肉喂鹰的佛祖菩萨。
多数的乡贤缙绅，其实就是恶霸，为祸一方，砖瓦匠给他家修个房子，还要倒找钱，别人路过不扒一层皮下来。
这和当初贾似道搞得公田法失败和局限性是相同的，基层是乡贤缙绅，要让乡贤缙绅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政策，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
“所以，大司徒和少司徒说得对，要等大明京营回京。”朱翊钧对大明基层组织的败坏理解是很透彻的，所以他从来没有说要一蹴而就，张居正已经划出了三个阶段来，这三個阶段，要用十年、二十年去实现。
大明清丈，跌跌撞撞的进行到了第十个年头，才算是初步完成了丈量田亩。
以《还田疏》为纲领，不断的在实践之中修修补补，完善还田疏，才是践履之实。
朱翊钧颇为确切的说道：“朕从没说过要用很短的时间去完成它，王次辅多虑了，徐徐图之。”
王崇古再次俯首说道：“陛下深谙矛盾说，对矛盾说造诣极高，人地矛盾的根本矛盾中，一旦点燃，就没有徐徐图之的说法，根本性的矛盾在点燃的那一刻，就是到最激化的那一刻。”
很多时候廷臣们都对一些事儿，避而不谈，因为只能避而不谈，否则就会出大事。
一如当初谭纶在朝日坛咳嗽被弹劾，科道言官们只不过是借着礼教森严这杆大旗，逼迫谭纶要么让王崇古家里狗到京营吃皇粮，要么致仕，而张党为了保下谭纶，对等出牌，是礼部尚书陆树声也咳嗽了。
可是那份提举名单，谁都不提。
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不去触碰那个不能触碰的话题，最终还是谭纶自己挑破的。
整个斗争过程，对根本矛盾避而不谈，反而在些似是而非的小事上斤斤计较。
这是朝堂的基本规则，因为所有人都很清楚，一旦触及根本矛盾，就是石破惊天，血流成河，撕开了遮羞布，便是血淋淋的现实。
还田疏里，只要通过廷议开始执行，哪怕是不公布还田疏，有那种倾向，就会点燃油锅，乡贤缙绅们怎么可能让朝廷准备好，摸到他们的核心利益之中呢？
大不了就再来一场倭患，或者套一层民乱的皮，让皇帝老儿知道，谁才是天下之主。
不用别的，不给佃户种地，不租赁田亩给佃户，流民激增，朝廷就无法应对了。
所以，王崇古和张居正反对的意见，高度趋同，陛下想要给天下百姓一个家，让他们安居乐业，但政令一旦开始推行，就是害天下百姓颠沛流离。
制度设计的极为完美，看起来没有任何危害的时候，反而就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张居正、王崇古，都是卷到内阁的辅臣，他们太清楚这种想当然的危害了。
朱翊钧沉默了片刻，点头说道：“王次辅所言有理。”
王崇古所有的反对意见，都是基于现实，基于践履之实在反对，而不是贱儒那样狺狺狂吠，扛着礼法的大旗喋喋不休，却说不到一点实际的内容，还田法成功固然可喜可贺，但是其过程之痛苦，成功希望之渺茫是必须要要考虑的事儿。
张居正教朱翊钧三思而后行，人之处事，固不可以不思，而亦不可以过思。善应天下之事者，惟当以穷理为主，而济之以果断。
意思是人做事，当然要反复思量，但同时也不可以过度思量，天下所有的事儿，要要以理为主，更需要果断。
王崇古的谏言，不仅仅说服了张居正，同样说服了皇帝，这不是因噎废食，而是防止大明陷入泥沼之中，既然不可行，可以暂缓再议不迟。
朱翊钧春秋鼎盛。
王崇古左右看了看，低声说道：“陛下，其实我们可以暗度陈仓，把还田疏的政令反过来理解一下，从我们去，到他们主动来，有的时候人和驴一样，叫立不立叫跪不跪，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是谓犟，你越让他站起来，他越是要跪。”
王崇古现在有点贼眉鼠眼，显然他知道自己出的主意，完全是歪门邪道，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反其道而行之。
王崇古进一步说道：“有的时候，越是劝他放弃，他越是不肯，例如这个田亩，朝廷无论是减租公卖放领额田，都是要人命、提都不能提的事儿，但是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呢，劝农桑。”
“朝廷也是劝农桑，越是重视农务，遮奢户们就会觉得，这是让他们当牛做马，反而越不愿意再兼并，甚至愿意让出土地了。”
朝廷此时越是劝农桑，这些遮奢户们，就会觉得老爷们把天大的好处往自己兜里揣，官厂团造如火如荼，开海海贸如日中天，却让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地里打滚，遮奢户们自己就会想方设法的进入手工作坊，甚至是机械工场里了。
这些资产投入需要银子，而且持续不断的投入，田亩是可以置换银子的。
王崇古的田亩回收计划和张居正的目的是完全相同的，但做法却南辕北辙。
“王次辅怎么想到这种招数的？”朱翊钧听闻之后，满脸不敢置信，他都打算暂且放弃了，等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后再谈此事，结果王崇古搞了个暗度陈仓之法。
王崇古特别了解陛下，陛下不是个那么容易放弃的人，比如当初所有人都觉得杨博和张居正交换结束后，刺王杀驾案就彻底落下了帷幕，却没想到，张四维被族诛，张四维本人被做成了标本；比如当初所有人都以为隆庆议和，已经了结了和北虏的恩怨情仇，但陛下还是遣京营，把俺答汗抓到了京师斩首。
这就是眦睚必报的皇帝陛下，陛下，从来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这个时候，劝说陛下收回了想法，陛下只是暂时按下了那颗蠢蠢欲动的心，日后一定会继续推行。
这也是张居正带王崇古过来的原因，王崇古提供了另外一种解法。
王崇古他是怎么想到这种诡异的法子？他满是惆怅，略感无奈的说道：“家里有个不省心的逆子，越是不让他做什么，他越是要做，现在放开手让他做了，他反而什么都不敢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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