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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物质和强调货币之间是水火不容的，因为他们的根本导向不同，要解释这个问题极为复杂，但大概可以概括为唯物和唯心之间的矛盾。
以燕兴楼交易行的船舶票证为例。
大明发行船舶票证，目的是通过出让分红权，人人做船东计划，来快速回笼资金收回成本，而后再次投入生产之中，加速扩大大明船舶制造业的规模，这就是强调物质，根本导向为获得更多创造更多的物质，或者说商品。
这是激进派强调物质的主张。
船舶票证在交易行交易，各种投机客手中涨跌交易，对于‘更多商品’这个根本导向而言，是零收益，甚至是负收益的，因为船舶票证的波动有可能会影响到生产，甚至为了票证价格，不得不进行冒险。
可是如果从强调货币的角度出发，就会发现，船舶票证的交易，和价格的逐步升高，带来的是更多的货币需求，对于‘更多货币’这个根本导向而言，是正收益的，交易行的规模越大，货币的需求就越多。
燕兴楼交易行的票证交易，对于激进派而言是无效甚至是负面的；而对于保守派而言，是有效、意义重大的，这便是两种主张的水火不容。
有趣就有趣在这里，他们奇妙的达到了一种阴阳平衡的共存，甚至是互相补足，这大约就是矛盾说所言的阴阳并济的现状。
追求更多的货币，不是一种谬论，尤其是在大明大明商品极度匮乏、商品经济欠缺发展、朝廷坚持以银铜贵金属为本位的大明朝，追求更多的货币，本身就是在增加商品的流动性，只有货币数量大于商品价值总量的时候，商品才能正常流通。
那么大明不再行钱法，而改为钞法，这种追求更多货币的主张，是不是会成为一种谬论呢？
如果大明可以布武全球、利用坚船利炮轰开各国市场的大门、进行自由航行和贸易、大明文化深入世界的角角落落、在所有人的心里打上大明天朝上国的思想钢印，那么大明宝钞，就会成为支配世界资源、产品、服务、人才的可靠工具。
那么追求更多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是一种谬论，而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种古怪的平衡状态，是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对彼此政策的部分认同和部分反对造成的犬牙交错的局面，如果首辅次辅、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这种异见，演化成为了政斗，甚至形成党锢，求同存异的共识完全消失，为了反对而反对，全面反对、全盘否定的话，平衡状态就会打破。
为了让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一切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种超脱的力量就是国朝。
也是朝廷于大明的意义，皇帝于朝堂的意义。
一个皇帝躲在后宫吸阿片，朝堂的奏疏一本都不批，显然是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
王崇古在官厂团造和工兵团营里，设立了惠民药局的做法，根本倒向是‘更多商品’，在产出上，一個经验丰富的熟练工匠几乎等同于三个经验不足的工匠学徒，那么拉长工匠的平均寿命和工作年限，就成了一个不错的方法。
王崇古的意思大概就是：匠人的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是无法让大明走进商品经济的。
三月春风和煦，但是朝堂上却非常非常的不平静，因为前往绥远支援边疆的筹码，降低了！从三年升转，变成了六年升转，这让本来在观望中的士人，彻底坐不住了！
怎么可以降价！
而且朝堂要在工兵团营搞学堂这件事，彻底让士大夫们坐不住了，王崇古这个奸臣，背叛了势要豪右的集体利益，现在开始带头冲锋，一种可怕的危机感，弥漫在了所有士大夫的心头。
各大杂报，开始长篇累牍的报道这件事可能造成的影响，完全的跟踪报道，因为王崇古不是闹着玩，他搞出了三级学堂，即童学、蒙学和经学，三级学舍，当完成九年三级学舍后可以考入国子监，若是在算学上天赋异禀，甚至可以考取皇家格物院。
这三级学堂，童学是不脱产的，也就是识文断字和简单算学的学习，只要通过了考试，就可以上蒙学。
蒙学是完全脱产的，到了这一步，四书五经和算学的内容就变得复杂了起来，到了这一步考不上经学也没关系，可以转工匠学堂学习一技之长，这三年的束脩为三十银，朝廷可以垫付并且无息，但学完之后必须还钱。
而考中了经学，就代表着一只脚跨越了阶级，可以选择缴纳束脩就学，或者签订委培契约，学完之后无法考入国子监或者皇家格物院，就需要履行契约前往绥远、辽东、云贵、长崎、吕宋、旧港等边方地区，这三年的束脩为三十银，签订契约，朝廷可以垫付。
如果考入了国子监或者皇家格物院，那就是跨越了阶级，正式从生产者跨入了肉食者。
违约可能会一辈子缴纳罚金…
宋真宗赵恒在《励学篇·劝学诗》中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北宋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暂且不论，但大明，书中真的有真金白银。
王崇古来真的，他不是在皇帝面前表忠心，领了圣命，开始阳奉阴违，在皇帝面前吹半天，结果迟迟落不到实处，总是讲困难，说顾虑，从制度设计到制度推广，王崇古动作十分迅速，杂报跟踪报道的速度，甚至跟不上王崇古推行政令的速度。
随军西席开始招募，给出的待遇是很丰厚的，待遇分为基础的禀米和考成恩赏，一个学堂，西席先生所带的学子，每考中一个蒙学、经学、国子监、皇家格物院有不同程度的恩赏。
孔乙己的学生张三，因为勤学好问努力学习考中蒙学、经学，又因为天赋异禀，进入了皇家格物院，孔乙己整个过程可以领取一百二十银的赏银，哪怕是孔乙己死了，他的儿子孔丙己也可以领到这份赏银。
孔乙己，不肯脱下长衫，只能站着喝酒的窘迫儒生，大明也广泛存在，而现在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就在眼前，只要肯兴文教，就可以获得丰厚的报酬，桃李满天下，生活会越来越富足的机会出现了。
基于大明的贱儒疑似过于多了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工兵团营三级学堂的建立，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它的狰狞面孔。
让学问带上了铜臭味，是对知识的亵渎！这是批评王崇古的主流，京堂的民报如同炸了锅的反对王崇古的胡作非为，最让诗社笔正们无法接受的是，考成赏银的钱，是晋党、晋商的认捐！
制定政令、推行政令，作为公衙里的明公，这是应该做的，但王崇古自掏腰包，自带干粮，算怎么回事儿！
王崇古直接通过《民报》告诉所有士人：考成恩赏的赏银库，每年定例为五万银的捐赠，王崇古本来打算一家独占，但是晋商却主动认筹，理由很简单，胜州的煤山、卧马岗的金银铜铁煤山，挖出来才值钱，这些东西，都在河套和漠北，没有足够稳定的统治，这些金山银山，就不是大明的，而晋商是第一受益者。
考成恩赏的赏银库，还能从内帑领取五万银，赏银库每年合计收到十万银捐赠，用于推行三级学堂。
王崇古制定赏银库的时候，就打算好了，自家直接拿出来了，但晋商闻讯，纷纷跑到全晋会馆哭诉，什么次辅如何忍心弃我等而去之类的话，最终只能均摊了这五万银的认捐。
王崇古是不害怕贱儒们的批评的，因为贱儒伤不了他分毫，不客气的说：大明除非皇帝、文张武戚出手对付他，否则谁都对付不了他，严嵩被骂了二十年，不也干了二十年首辅吗？
朱翊钧在文华殿偏殿召见了张居正，王崇古人在西山忙惠民药局和三级学堂之事，除了廷议，基本见不到人。
“感觉王次辅有点过于激进了。”朱翊钧对着张居正面色复杂的说道。
朱翊钧知道王崇古有本事，但当初僭越那些事儿，朱翊钧对王次辅的期望值并不是很高，他能安安稳稳的把毛呢官厂办好，朱翊钧就已经满意了。
现在，王次辅在革故鼎新的路上一路狂奔，成为了激进派的代表人物，张居正反而成了负责维持稳定的保守派，这种攻守之势异也的魔幻感，让朱翊钧觉得王崇古是不是魔怔了。
张居正俯首说道：“也没有吧，臣倒是觉得，他做的这些事，既是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也是为了青史留芳。”
官厂团造法是王崇古的根基，他在这个根基上用再多的力气都不为过，官厂团造法出了大问题，本就是奸臣的他，只有被斩杀了，而且官厂团造法，没有被卸磨杀驴的担忧，王崇古完全不必担心，自己会和严嵩、胡宗宪一个下场，倭患渐止，就没了用处，成了堵清流嘴的一步棋。
因为官厂团造在理论上，是没有事毕的那一天，朝廷只要启动了官厂，从里面得到收益，就不可能停下了。
至于青史留芳，对于每个大明人都很重要，大明不讲来世，投胎就可以做个人上人的来世报；大明也不讲现世，活到哪儿算哪儿，生命会随着呼吸的停止而终结；
大明讲永生，以名长存，以名永生。
这种体系之下，导致中原人需要对历史格外的负责，时至今日，西域已经丢了近一千年了，大明在景泰年间、成化年间、嘉靖年间，就曾经多次有过重开西域的争论，因为那些名字，还停留在史册之中。
大明收复河套、在辽东开辟，都是直接启用了唐时名字，这就是对历史的重视。
那不是简简单单几个名字，而是历史，更是传承。
这不仅仅是肉食者的共识，同样也是大明普通人的共识，比如唐宪宗时，安西都护府的铁军，已经孤军守城四十年，龟兹满城尽白发，龟兹守军难道不能投降，或者说干脆回到腹地吗？他们没有，而是在龟兹守了整整四十年的时间。
所有人都会在时间面前成为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当站在历史的岔路口，有机会、有能力、有魄力可以成为历史长河里的一块柱石，历经千年计量的冲刷，依旧屹立不倒，甚至成为脊梁的一部分时，王崇古的表现，称不上什么疯魔。
张居正是认同解刳院那一套中原优胜论的，因为一旦以千年为尺度去思考问题时，就不是军事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了，沉沉浮浮，循环上升是矛盾说的核心观点，但文化的坚定支持，让那一套的优胜论变得更加令人信服。
拜占庭十一世大喊着，我将如同闪电般归来，但罗马完全没有任何归来的苗头了。
汉室江山，代有忠良。
张居正思索了片刻，俯首说道：“南望九原何处是，尘砂黯淡路茫茫，是文天祥的绝笔诗，三百年前，文天祥被押解入京，在柴市被忽必烈斩首示众，他所说的九原，是九原郡，是阴山脚下，是赵国修建的边城，是秦时的九原郡，是秦始皇所修直道的北止点，是汉时的五原郡，是唐时的丰州，是现在的五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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