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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2章不是养蚕人
女高中生的长相虽然不赖，但她手里的那瓶牛奶更为吸引冼耀文的目光。
1945年，小鬼子刚刚投降，就遇到了台风和洪灾的双重打击，大米产量减少到30年来的最低点，不足前面五年的三分之一。
战争时期，小鬼子还能玩就粮于敌的把戏，战争一结束，大批士兵和侨民归国，添了大几百万张吃饭的嘴，一来一回，一正一负，东洋本就不能自给自足的粮食就更不够吃了，眼瞅着就要闹饥荒。
美军以盟军的名义占领东洋后，组建的盟军占领总部（盟总）成为东洋实际上的最高领导机构，联合国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成了东洋的太上皇，东洋人就成了他的子民，按说麦克阿瑟身为太上皇，不应该看着自己的子民饿肚子，不可能对即将发生的饥荒置之不理。
不过，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华国在内的远东委员会都主张东洋除了维持“最低生活”所必须以外，撤除一切生产设备。
意思很明显，前面几年打仗打得那叫一个苦，好不容易打赢了，身为敌人，东洋就应该在经济上吃点苦头，因此，远东委员会赞同白宫给盟总的指示——盟总最高司令官对于东洋经济的复兴或加强，不负任何责任。
即麦克阿瑟不承担改善东洋人生活水准的责任，东洋人也不能依赖进口物资，而只能依靠和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闹饥荒是东洋人自己的事，盟总帮着在东洋内部挖掘潜能即可，外来物资是没有的。
1945年冬天，东洋城市居民那叫一个苦啊，没有取暖的燃料，也没有用来果腹的粮食，盟总的官员们喝着红酒，抽着雪茄，吃着牛排，冷眼旁观饥荒笼罩在城市上空，对路边被野狗啃食的饿殍不屑一顾。
盟总开过几次会，在会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坐看东洋人大量饿死，以使人口规模下降到与本土资源相匹配的程度。
按白宫的话来说，东洋必须为自己的苦难负责，必须自寻出路，美国没有义务做一些超出自身权限的事情，麦克阿瑟不应当提供救济援助，除非在占领军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形之下。
1945年秋天至1946年年初，东洋经历了苦难行军，吃不上饭的东洋人温顺的请求、抗议，激进的搞暴动、抢美军的粮食。
见到如此情况，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一个中年人握着烟斗抽了几口，对着桌上的东洋地图凝视良久，意味深长地说出一句话：“小朱同志，介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出海口往前缓冲缓冲，我看缓冲到横滨就很好嘛。派出几个同志，去东京，去大阪，去北海道，点燃革命的火种，搞快点，不要拉稀摆带。”
命令一下达，在西伯利亚挖土豆一挖一麻袋，把自己挖得骨瘦如柴的几个小鬼子中大奖了，老话说得好啊，多读书没什么坏处，他们几个就因为看过《资本论》，对共产主义有点了解，这不，吃上了红肠，喝上了罗宋汤，干上了给政委同志带路的美差。
左手伏特加，右手波波沙，前喊板载，后呼乌拉，不到两三个月时间，本没有多少存在感的东洋共产党如吹气球般壮大起来，这一下，盟总的官员们就不淡定了，痛骂苏联不讲武德的同时，立即召开冬季茶话会。
在会议上，麦克阿瑟做出了指示：“我们现在的关键是找到关键的问题，啊，那该怎么抓住关键的问题呢？那就是找到问题的关键，苏联人在东洋发展到哪一步？有没有武装暴动的可能？如果东洋人继续饿肚子，会不会从可能发展到比较可能，甚至是非常可能？”
有一个小少校初生牛犊不怕虎，在会议上进行了发言：“太上皇，各位在座的领导，按照杜鲁门总统要求，我们盟总在东洋要切实抓好民主化的工作，这次有不少东洋人受到苏联人的蛊惑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我们盟总有责任敦促他们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我建议向白宫进行建议，由我国给东洋人提供人道主义救援，出手解决东洋的饥荒问题，让东洋人对我国心存感激，尽快安定东洋的社会秩序，从而我们盟总在东洋站稳脚跟，维护我国的胜利果实，进而在东洋执行民主化，扶持其经济复兴……”
起初，美国的占领政策要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对东洋进行改造，将东洋变成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二是限制东洋国内共产主义势力的发展。
随着冷战的加剧，第二个目标越来越突出，在美国统治精英看来，在东洋像在欧洲一样，饥饿无助、对未来不抱希望的人们并不会对自由民主制度感兴趣，而是力图推翻这种制度，因此，东洋经济的长期萧条会帮助其国内的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者获取权力，扩大影响力，而共产主义是饥饿、贫困和绝望的代名词。
美国外交官埃德温·克拉克在给白宫的信件中提到，美苏冷战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对资源的争夺和控制，而在所有的资源中，最重要的是粮食，如果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获得充足的粮食保障，就会大大加强他们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同时，他们也可通过饥荒来扩大势力，使“自由世界”蒙羞。
东洋民众在战败后生活水平大大下降，国内粮食生产停滞不前，原料匮乏。东洋战败后失去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而这些殖民地在东洋战败前供应了东洋粮食消费量的20。
数百万的东洋人被遣返回国，无疑使东洋原本不宽裕的粮食供应更加捉襟见肘。在此情况下，美国向东洋提供粮食援助，就可以获得东洋民众的支持，安定东洋社会，促使东洋奉行亲美政策，站在苏联的对立面。
美国不愿意看到盟总在东洋的各种改革导致东洋传统社会出现断裂，更不愿意东洋倒向苏联，所以白宫在收到盟总的建议后，杜鲁门就召唤自己的智囊团进行探讨，出席探讨会议的人里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乔治·凯南，国际关系专家，对共产主义、苏联都有深刻的认知。
1946年，他提出了针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即冷战，1947年他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一篇文章还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进行了预测，时间稍宽泛，大致是1985年—1995年之间。
凯南主张东洋的改革要处理好变革与稳定的关系，变革是实现私有产权，稳定是实现东洋社会的平稳过渡，他认为激进的变革只会有利于苏联浑水摸鱼，并从中渔利。
由于东洋是远东最发达的国家，它对周边地区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占领与改造东洋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美国可以趁机在远东和东洋植入“民主的种子”，通过土地改革，东洋农民拥有私有财产权，在政治方面更加保守，使得共产主义在农村失去其存在和蔓延的土壤。
基于冷战因素的考虑，美国调整了针对东洋的策略，1946年的年初，一艘满载面粉的货轮从美国运抵东洋，从而开启了战后东洋粮食进口的序幕。
之后，接连不断有粮食从美国运抵东洋，基本维持了东洋人的生存所需，同时，由美国13个宗教、劳工团体组成的亚洲救济联盟在占领区政府救济基金的帮助下向东洋民众提供乳酪、大米、小麦、罐头、衣服、药品等生活必需物资，累计价值超过400亿円。
美国的粮食援助缓解和缩短了东洋人的苦难期，也产生了其他方面的影响，东洋民众对本国政府失去信任，他们目睹了美国在向东洋输送救济粮和生活物资，由此加深了同美军和美国文化的亲近感，并在盟总的有意引导之下，饮食结构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减少了米饭的摄入量，各类面食较频繁地出现在餐桌上。
美国在向东洋输入粮食的过程中，有意控制大米的输入量，面粉和玉米的数量却不怎么进行限制，且推行强制征粮政策，规定农民除了来年的种子和当年家庭需要之外，其余的粮食要全部上交，以满足城市居民所需。
政府从农民手里征收大米的价格是289円/公斤，而农民的平均种植加工费用是3346円/公斤，农民的收入入不敷出，而因为差价和黑市的存在，自然有聪明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挖掘其中的商机，致使一些农民连自己的口粮也保不住，青黄不接时期，有些农民会组团进入城市乞讨。
由于美国策略的调整，东洋的工业有了生存的空间，工业慢慢开始复苏，而强制征粮政策的存在，让东洋的工业和农业在无形中出现了剪刀差，城市居民吃美国和本国的双份皇粮，忽然之间，东洋农村对宋诗的崇拜蔚然成风，农民在田埂上碰面，一句空你几哇后，立马会对切口。
甲：“东坡桑，昨日入城市。”
乙：“归来泪满巾。”
合：“呀啰嘿，不是养蚕人啊～养蚕人呀～啦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