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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如何，它都是一个好办法。可以在加密后，传递机密消息。
所以他们群策群力，解决这种加密方式所遇到的问题。
最难的地方是重码，所以有人提出，换一种汉字和数字的对应方法不就行了。但是一时之间，没有人能提出比四角号码更好的对应方法。
有人提议用部首检字法对应，提议把0001对应“一”、0002对应“丁”、0003对应“七”……按照部首和笔画，一个字一个字排下去。
这个办法，类似后世的中文电码。这种最初由法国人制定的对应方法，在后世一直被沿用下去。
但是放在大明，毫无疑问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尤其是有四角号码检字法的情况下，所有人都觉得这种无理码实在太难记了——
难道要让每个情报员，都背下几千个文字对应的数字码？
他们都认为不如在四角号码的基础上修改，把重码的字另外排，让情报员只需要背诵重码。
朱由检同样也赞同这点，他的想法是这样在培养情报员和检字员的时候，是用一套体系。未来情报员退役后，能够很方便地转为检字人员。情报员不足的时候，也能从检字人员中挑选。
所以，交流之后的意见是，优化四角号码检字法，尽量减少在规范字中出现重码。
实在无法避免的，则用周围空缺的、没有对应文字的四位数字，对应那些重码。
不属于规范字的，不设定四位数字对应。
例如8073对应的“公、衾、食、饟”四字，可以规定8073对应最常用的“公”字，“衾”和“食”两个字用周围的8072、8075对应。
“饟”字因为不常用，而且可以用“餉”字替代，被群臣踢出了规范字。原本根据十三经制定规范字的做法，也因此得到改变——
十三经中笔画很多的生僻字，大多在重新制定规范字表时被踢了出去，用别的字替代。
这些非规范字，后来在收录所有文字的字典中，根据四角号码检字法，设置了五位数字对应。除了专门钻研文字的人之外，很少有人了解。
朱由检同意了这个办法，继续让张瑞图、孟绍虞牵头，对四角号码检字法进行修缮。
同时他再次提出，一定要在规范字里面挑选出常用字，尽量用常用字传递情报。这样情报员的培养，应该会容易点——
目前的七千多规范字，对情报员来说记忆量还是太大了，培养成本很高。如果能降低到掌握两三千常用字，要求就低多了。
朱由检要求用密码发消息时，尽量使用常用字。
甚至，他还提出了更改一些字的偏旁，用以减少重码。
例如把“食”字作为偏旁时简化为“饣”，“言”字作为偏旁时简化为“讠”。
用改变字形的方式，减少重码出现。
这个办法提醒了群臣，他们提出用草书上使用的一些简化字，改变字形的方法。例如把“長”简化为“长”，能改变张、帐等字的外形。
总之，张瑞图和孟绍虞制定的第一版印刷通用规范字表，还没有正式推广，就面临被修改的结局。
很多有兴趣的臣子还主动请缨，参与第二版规范字表制定。
朱由检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且让这些人根据五笔输入法，制定五笔检字法——
用四个不同的字母，和汉字一一对应。
这是他之前就提出过的，但是没有被重视。
如今再次提出，群臣都发现了五笔的优势：
重码非常之少，用四个字母就能对应所有文字。
毕竟四位字母有26x26x26x26=456976种组合，远比四位数字的10x10x10x10=10000的组合范围大。
梅膺祚编撰的《字汇》收录了33179个字，用四位数字必然无法对应起来。但是用五笔能轻松对应，而且还很少出现重码。
来了兴趣的群臣，开始根据皇帝提出的五笔输入法规律，制定五笔检字法。把每个文字都进行拆解，或者对皇帝提出的字根进行修改，或者改变不符合字根的文字。
可以说，第二版规范字表在群臣的群策群力下，更加规范完善。也因此用了很久，未来几乎没大改变。
即使后来进入信息时代，也没有出现汉字输入的难题。甚至中文打字机，早在进入信息时代前就出现——
这种打字机，最初还是在朱由检提点下、由锦衣卫军匠发明的，用于翻译数字码。
可以在输入四位数字码后，打印出对应的文字。
这样情报员在收到数字码后，就能输入打字机，打印出相应的消息。不用再苦思数字码对应的汉字，也避免因为记忆错误，有可能出现的翻译错误。
只是因为这种打字机最初很复杂，体积也非常大，并没有得到普及。
后来被简化降低成本后，才逐渐得到推广，成为文字工作者必备。
加法机、差分机也是如此，最初都是在朱由检提点下，锦衣卫为了方便加密和解密，组织军匠研制。
后来逐渐用于其它方面，带动计算机器发展。
可以说，密码学的发展，引出了很多新事物。
朱由检更看重的旗语和灯语，也因此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