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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解开大拇指的束缚，朋友来了，感受他的真诚。
身边聚拢着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局面明朗的有利形势下，我们就应该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让所有人看到我们的决心、信心和诚心。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唐初多名将，宋初多名臣。这个现象基本映射了两朝的不同气质，唐朝豪侠任气而宋朝儒雅好文。这种不同的特质同样表现在书画等文艺作品之中，我们称之为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唐代书画作品法度森严，气魄雄伟，表现出国富力强的气派和勇于开拓的精神。而宋代书画作品更注重表达个人的意趣、情怀，更追求意境的营造和神韵的塑造。
但武将未必一定刚勇，而文臣未必一定柔弱。很多文人一身傲骨和正气，即便刀剑加身而不改节，孟子将这种刚强正直、无所畏惧的精神叫作浩然之气。但凡事过犹不及，当在朝为官的文人们认死理不愿变通的时候，势必互相指责掀起朋党之争。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领袖、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1007年8月－1072年9月），曾给宋仁宗上过这么一篇奏章《朋党论》。他指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且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分，然后举史实奉劝天子当斥退小人之伪朋，而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家可兴，天下可治。
那么何为君子之朋，何为小人之朋呢？
欧阳修给出的标准是道利、真伪：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
小人争利，如果没有利益关系了，他们就会相互疏远甚至相互戕害，所以小人之朋是虚伪的，是不可靠的。君子则重道义，守忠信，惜名节，所以君子之朋是真诚的，是同道相益的。
欧阳修为什么会写这篇奏章呢？
公元1022年，宋真宗崩了，宋仁宗赵祯（1010年5月—1063年4月）继位。
赵祯是小说《三侠五义》中狸猫换太子的主角。在小说中，刘皇后是个工于心计的反派人物。她与李宸妃同时怀孕，为争宠而将李宸妃生的孩子换成了一只狸花猫。李妃被污蔑生了一个妖怪，因此被打入冷宫。谁知刘后的儿子早夭，而李妃的儿子却登基作了皇帝。在铁面无私包青天的帮助下，皇帝查明真相后与双目失明的生母相认，而刘后则畏罪自杀。
历史比小说简单许多。
李氏原本是刘后的侍女，被宋真宗临幸后生下赵祯，于是母凭子贵成为嫔妃。赵祯出生后，由不能生育的刘后抚养长大。赵祯即位后，刘后垂帘听政，权倾朝野，没有人敢告诉赵祯他的生母是李妃。直到刘后病逝后，宋仁宗这才知道实情。赵祯哀痛之余，尊生母为庄懿皇太后，建奉慈庙分别供奉刘后、李妃的牌位，并拜舅舅李用和为彰信军节度使、检校侍中，又将长女福康公主嫁给了李用和的儿子李玮。
宋仁宗是一个试图有所作为的好皇帝，但他接过来的宋朝是一个烂摊子。
内藏府的钱被他爹花得所剩无几，用度不足，还不如他面临的最大问题。
最麻烦的是，西夏突然建国，并与宋朝在边境爆发第一次大规模战争。交战三年，宋军连连败退，而且军费像流水一样花出去。仅公元1042年一年间，陕西一省军费开支达到三千三百六十三万。相比起来，支付给辽国岁币开支如九牛一毛。
幸好，西夏也支撑不起巨大的财政损耗，作为作战优胜方主动求和。双方签订庆历和议，主要内容是约定西夏首领李元昊取消帝号，由宋朝册封为夏国主；宋朝每年赐予西夏合计绢十五万匹、银七万两和茶三万斤；双方重开边境贸易。
宋朝得了面子，西夏得了里子，看起来皆大欢喜，但宋朝的财政负担因此变得更重了。而且辽国见状也眼红了。他们趁机大兵压境，逼迫宋朝增加岁币，于是银、绢各增十万。
严重的边患，以及冗官、冗兵、冗费现象导致赋税加重，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而日渐冒头的党争问题，使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在这样的形势下，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推行庆历新政，试图整顿吏治，富国强兵。
范仲淹（989年10月－1052年6月）是庆历新政的核心。宋夏战争爆发后，他与韩琦共镇陕西，采取屯田久守的策略巩固西北边防，事实上促进了宋夏议和进程。庆历和议后，宋仁宗召范仲淹回朝，官拜参知政事，又擢拔欧阳修、蔡襄等人为谏官，推行新政。
范仲淹与富弼上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十项改革主张，宋仁宗予以采纳并颁发全国。
这十项改革措施出发点无疑是极好的，但问题也很大。
新政前四项措施直指满朝文武，显然措施太猛，几乎将所有人推到了对立面。更糟糕的是，看似规模宏大的十条措施牵连甚广，深度却不够彻底，而且因为仓促变法致使没有完善的后续配套措施。比如被罢黜官员如何安置，比如农民能得到什么具体好处？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
于是，该得罪的得罪光了，该团结的却一个也没团结到，如此新政实在难以为继。在关键时刻，改革派内部又出现了猪队友。
公元1043年4月，新任枢密使夏竦刚刚回到汴京，就因弹劾而免职。所谓“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国子监直讲石介见状，深感新政有望，忍不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称颂圣主宋仁宗躬览英贤，召用范仲淹等贤臣手锄奸桃。
这个马屁拍在了马蹄子上。朝野上下一片哗然，于是毁谤新政、指责改革派是朋党的言论越来越多。夏竦更是直接利用石介曾向富弼上书之事，构陷范仲淹、富弼、石介等人有谋逆不臣之心。难怪改革派主将范仲淹怒斥道“为此鬼怪辈坏事也”，就是这些装神弄鬼的家伙坏了大事。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欧阳修撰写《朋党论》上奏宋仁宗。
但此时已于事无补，由于新政触犯了大多数贵族官僚的利益，反对派的势力太过强大，而宋仁宗也对改革派也起了猜忌之心。当失去皇帝的信任和推动力，新政注定只能以失败告终。
公元1044年，西北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任，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在漫长的戍边岁月中，范仲淹眼见寥廓悲凉的边塞风景，有感于边关将士壮志难酬，忧国思乡情怀涌动，创作了堪称绝唱的边塞词《渔家傲· 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也先后被外放离京，历时仅一年多的新政宣告终止。改革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他们赤诚为国，也成为流芳千古的文臣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