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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不是中国本土诞生的宗教。大约在公元67年汉明帝时期,佛学思想经由古印度传入中国。它之所以在中国长盛不衰,是因为解决了一个道家和儒家都没有解决或者说解决不了的问题。
儒家和道家结合起来,再加上由儒道衍生的法家,构成了中国封建民主礼治制度的基础。
道家解决的是帝王的治世之道。他主张封建君王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治大国若烹小鲜,要求统治者放低姿态,善于倾听,上善若水,顺其自然。
儒家解决的是官宦的为政之道。他提出君君臣臣、为政以德、五美四恶,要求为人臣者遵制守礼,事君以忠,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君王宽容大度一些,人臣积极进取一些。君王多听意见少干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人臣则多做实事多争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此则君仁臣忠,一派盛世和谐景象。
封建帝王和官员需要考虑的治国问题,被道家和儒家联手解决了。但是老百姓该怎么想怎么做,才能生活得更加幸福?
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因为道家给不了答案,儒家也给不了答案。
道家学说,其实不是讲给老百姓听的。地位高的人才有资格放低姿态,这叫谦逊随和,叫礼贤下士。上位者站得那么高,低下头才能看得到人,如果他抬头向天,那么就看不到人了。曲高和寡的结果,一定是亢龙有悔。
地位低的人没有资格谦逊。下位者如果一直低着头,就只能看到自己的脚,只能看到自己脚下的那一小块土地,会被讥讽为鼠目寸光。老百姓如果不争不抢,一定会和懦弱无能划上等号,结果是永远无法出人头地,最终一无所有。
儒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论语·宪问》云:“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又云“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国家有道的时候要言行正直;国家无道的时候仍然要品行正直,只是说话做事的时候要低调谦逊。有德行的人一定会讲道理,但讲道理的人不一定有德行,仁爱之人一定勇敢,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仁爱。
为什么要正直,要勇敢?
正直意味着有底线,勇敢意味着敢于反击。为人可以低调谦逊,仁爱有礼,但如果有人敢触碰自己的底线,自己就敢正面硬刚。所以儒家在讲温良恭俭让的同时,也讲积极进取,讲以直报怨。要求为人臣者立于丹陛之下,要有敢于据理力争、犯颜进谏的勇气和魄力。
但是,儒家学说也不是讲给老百姓听的,他的教育对象是贵族、士族和其他求仕之人。先秦诸子百家,包括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在内,他们的学说主要都是为统治阶层说话,很少真正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思考问题。
儒家提倡的繁文缛节,对于老百姓来说太过铺张浪费且没有必要。而墨家的节用节葬却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老百姓已经过得很苦了,满心希望自己能过得更好一些。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诸子百家本身多为王族后裔,不是贵族世家,就是士族新贵,不可能对老百姓完全的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