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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望门弟子?即心仰慕之可惜不得其门而入(戴国宝已去世)。
杨卫义瓷刻技艺高超,自成一派,但毕竟不是给戴国宝叩首斟茶的弟子,所以程培初所说的“戴国宝作品为祖师爷作品”,是不正确的。
他很快意识到不对,想要往回收,而李承说出“不是门徒胜似门徒”这句话。
能在瓷刻这个冷门行当遇到一位知音不容易,程培初和李承聊得很开心,再加上李承与那位一直不说话的年轻人都很爽快,没还价,直接拿走五件瓷刻作品(戴俊也买走一块),让他兴致大发。
听到李承邀请他去吃茶,没怎么迟疑,将剩下几件货品和工
具,收拢到一只木箱中,又将床摊折叠起来,和小方桌、座椅什么的垒在墙根,盖上塑料布,背起木箱,就跟着李承几人出发。
中海的茶楼多,往前几步就有一座“望月阁”茶座。
得知李承来自侠州,西蒙夫妇来自闲城,程培初算不上太惊讶,中海是个大城市,世界各地来客多了去了,他只是有些吃惊,一个侠州人,为什么会对瓷刻这行当这么熟悉?
“我的琢玉祖师孟敬斋,羊城人,当年对瓷刻也很感兴趣,所以知道些旧事。”
这自然是李承的借口,程培初没怀疑,琢玉与琢瓷,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杨派的琢瓷技术,有很多源自琢玉技术,譬如杨卫义杨老的浅雕。
一壶清茶,李承与程培初闲聊起来。
通过和程培初的闲谈,李承大概捋清楚瓷刻的建国后发展历程。
瓷刻技术,在建国后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挺辉煌的。
1956年,中海工美研究所成立瓷刻研究室,杨卫义和陈智光两位大师都在研究室任职,各自教授学徒。陈老是正统瓷刻技艺传人,而杨老则在艺术表现力上似乎更胜一筹,又是同行……
双雄并立,为“杨派”和“陈派”之争,埋下伏笔。
在陈老生前时,瓷刻研究室一直以陈老为主,杨派多少受到一些压制,包括人事任命和艺术风格的倡导,陈派大行其道,创作出不少佳作作,与北派朱友麟作品竞争国礼资格。
“杨陈之争”,在六十年代陈老去世之后,达到顶峰,个中对错,连程培初自己也说不清,与时代特性有很大关系,反正挺残酷的。
杨派翻身,浅浮雕瓷刻风格,替代断点素描风格,成为中海瓷刻主流,杨派创作出《成昆铁路》、《亲人来到大寨村》等瓷刻作品,场面宏大,山水、景物、人物相互穿插,层次丰富,带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很受欢迎,一举将陈派风格压下去。
这只是艺术
风格上,另外还有人事任命上……
杨卫义一共有四名传人,分别是杨老的哲嗣杨长乐,衣钵弟子朱溜生,另还有仇依群、徐益民。程培初就是朱溜生大师所带的学生。
回忆过去,程培初有些伤感,李承同样靠在卡座上不说话,他也有些感慨。
多好的一门弘扬丝国瓷器创新精神的技艺,被岁月整垮了,当时那些“大家”们的心思,已经不在宣传和扩大这项技艺,不在考虑它的市场,而更多的却用在“内耗”上,用在“逢上”,忘了一门技艺想要生存,必须扎根市场、扎根民间的根本所在。
弄得现如今这般惨样——如此精巧、隽永的瓷刻工艺,在大街上摆摊,却无人问津!
这恐怕是瓷刻技艺发展史上,最大的悲哀吧。
既然遇上,既然欣赏,那就想办法让它重焕生机!
想到这,李承双手交错搭在茶桌上,看着程培初,“程老师,您还能联系上多少同门师兄弟?”
“您找他们……有事?”程培初不太爱说话,可不等于傻子,早就意识到对方请吃茶,并不仅仅只是“志同道合”。
“是的,找他们有重要事情!”李承指指另一侧的西蒙说道,“我和西蒙都是做瓷器生产的,在闲城、北羡还有和国有自己的窑口。”
“我俩决定,邀请您和您的同门师兄弟加入我们的瓷器工坊。我们会专门为你们的瓷刻设置创作室,专门为你们的创作开制窑口,定烧你们需要的瓷坯……让我们一起,把瓷刻这项精妙的丝国瓷艺,推广到全世界。”
“您……有兴趣么?”
程培初一哆嗦,这提议太突然,比天上掉馅饼砸中脑袋还突然。
“我……我……”一时间,他不知该如何判断,得找师傅问问。
留下联系方式之后,程培初满腹心事的先行离开。
“威尔斯,谈得怎样?答应了么?”刚才一直是李承在交流,西蒙盲听,他对结果很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