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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民饱受张的部下奸淫、抢劫、杀人、放火，认为他们和活强盗没有什么两样，但在张的淫|威下，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民国5年张敬尧率第七师驻扎洛阳，凡有控告军人抢掠的，无不被乱棍打死，所以苦主都不敢出面控告。
湖南学联两度被解散，可是暗中仍有活动。停课时期，学生从事抵制日货运动。长沙学生在教育会焚毁多日以来所查获的日货，不料张敬尧乃弟四帅张敬汤带兵前来干涉，指挥兵士痛殴学生，学生身受重伤者达数十人。徐庆誉等五人被兵士用麻绳缚起来，并拍摄照片，扬言即予枪毙。张敬汤大骂学生受了熊希龄等人指使，竟敢干涉商人营业，破坏中日邦交，今后如敢再犯，当以土匪论罪。
同时张敬尧更加变本加厉，指使兵士当街殴打学生，使得长沙的学生们不敢上街，不敢上学。长沙初等以上学校宣布全体散学，包括教会所办的雅礼大学。只有两个教会女学艺芳和福湘两校继续上学。
为湖南光复纪念，湘人抱亡省之痛，学生举行罢课及游行大会，各界在烈士祠举行默哀，追念先烈缔造民国之艰难，如今则在军匪蹂躏之下，与会人士无不潸然泪下。
张敬尧听说湘军总攻击，加上北伐军的势如破竹，有如大祸临头，立刻采取紧急措施，一面把军眷撤走，一面电促北京政府下讨伐令。他的求救电报，由十万火急而百万火急而千万火急。请款请械的电报如雪片飞向北京。
湘军占领祁阳、耒阳两县，前锋进展到距离衡阳20余里的东阳铺。湘军兼程疾进，北军却撤退得快。
张敬尧南北之见极深，他的军队在湖南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他认为是理所当然，是杀敌致果。湖南人称他为张毒以代替张督，借表内心的痛恨。又称张督军为张毒菌。还有一句话说：从前夏朝百姓要“与桀偕亡”，今天湖南人民要与“尧舜禹汤”偕亡。尧舜禹汤就是指张敬尧四兄弟。
这一期间，全国各省市罢课运动都是因外交问题而起，同时由学生发动，可是长沙罢课则因积欠教育经费而起，由教职员发动，是罢课运动中的一个特色！
这时的湘军实在可怜，饷械两缺，番号也只是正规军一师，和一些杂牌军，能用的枪支，合起来也只有3000左右，子弹更为缺乏。湖南老百姓自我解嘲地叫他们为“叫化军”。湘军一直都和桂军并肩作战，而桂军在装备和训练上都比湘军好，人数也比湘军多，不过桂军并不一定是湘军的同盟军，打起仗来把别的部队摆在前面，自己的部队留在后面，胜则居功，败则先退。
到北京的湘人请愿团分为二组，一为学生请愿团，控拆北兵侵占学校，停发教育经费，驱逐教育界名人等罪行；一为各界请愿团，陈述张敬尧纵兵殃民及贪污搜刮种种事实。
北京当局答复请愿团说：“易督事的困难关键在于湖南是军事前方，恐怕牵一发而动全局，政府不是不了解湖南人民心意，现在政府打算先选派一个省长分他的权，可是这一点也难于办到，政府觉得愧对湖南。”前吉林省长郭宗熙反驳说：“现在是责任内阁，责任内阁就谈不到惭愧二字。”这时国务总理还是靳云鹏，靳虽想换张，却有心无力，所以面对湘人的责难，只好作揖打拱。
张敬尧的第七师，是北军中纪律最坏的一师，而这一师中又以驻扎长沙的部队为最坏。因此，长沙人民所受的灾难比各县尤重。张敬尧在湖南曾扩充一个旅，派他的四弟张敬汤为旅长。张敬汤号称四帅，自比诸葛亮，他对诸葛亮的认识是戏台上借东风的孔明先生，所以他缝制了一件八卦衣，手拿一柄鹅毛扇，走着台步，自称山人，问他的马弁说倒：“你们看我像不像卧龙先生？”
张敬尧曾把湖南教育经费削减了大半，后来还规定发经费时，要搭发贬了值的裕湘银行纸币，可是各校都必须以十足收据来领款。
吴佩孚！
当北伐军进入湖南之后，张敬尧连输几阵，张皇失措地在长沙宣布戒严，并向北京政府请求援兵。这时第十一师自动地从平、浏两县撤回到长沙来，两县地方团队据守县城，有酝酿自主的一种倾向，张敬尧派亲信谢渊前往安抚，才得相安无事。第十一师是接近直系的北军，在长沙城内与第七师互相戒备，如同敌国。
长沙全城的教职员因无法维持生活，提出总辞职。
在正面战场上，北伐军推进极快，张敬尧的大将一个个不战而溃，他只好派遣乃弟“卧龙先生”张敬汤为前敌总司令，许以自让第七师师长为酬。张四帅慷慨誓师，乘八人绿呢大桥，威威武武地出发，轿后悬了两个斗大灯笼，朱书“总司令张”四个大字，武装卫队前呼后拥，达数百人。那种气吞斗牛的局面，使长沙人望之，都替湘军和北伐军提心吊胆。
次后，谭延闿发出号电，喻湘人为“鹿豕”，比非洲的黑奴还不如。
当然这个时候的张敬尧还有个期盼：
张敬尧的搜括，使得湖南士民莫不咬牙切齿。曾任内阁总理的熊希龄，本是一位温和派人物，向来不肯得罪人，可是对桑梓却有不能已于言者。张曾电保熊希龄为湘灾督办，他不肯接受，反劝张爱护湖南，勿为己甚。张质问熊有什么贪赃枉法的证据，熊也火了，回张一电云：
三千支破枪杀得张敬尧胆战心惊。
张敬尧在徐州做苏鲁豫皖边防剿匪督办时，曾招抚过积匪毛思忠，收为义子，改名张继忠，派为第五团团长，人称少帅。第五团是穿制服的合法强盗。四帅和少帅都是张敬尧的亲信，因此张敬尧留他们在身边以资卫护。
北伐军进入湖南之后，湘军士气大振，旋即下总攻击令，全军士兵欢声雷动，磨拳擦掌，为了节约械弹，赵恒惕下令非待敌人逼近，不许乱放一枪。
“以仆所闻，执事一年在湘所收入者，计扣留中央盐税二百数十万，附加盐税廿余万，盐票私加保护照费一百五十余万，钱粮一百余万，铜元余利一百廿余万，厘金数十万，拍卖公产百余万，合计八百余万。加以中央筹济军饷将及千万。其以勒价收入定为每元四十余串之钱票，而发出定为每元十五串之钱票，利尤倍蓰。执事之军不过四万余，以收入二千余万元支出，可抵一半，何至尚欠三个月军需？残暴之人及身而亡，富豪之家不世而斩，钱多为害，非为福也……军人言行以信为本，执事自问所办事实，与电纸上之打官话是否相符？即以目前全省矿利卖与英商之合同，证据确凿，而执事电部尚不承认……”
湖南人民展开了漫山遍野的游击战，过去受张敬尧欺压的善良百姓，如今都变成了包抄北兵后路的战士！
湖南督军张敬尧字勋臣，本是安徽霍丘县人，他共有兄弟四人：张敬尧、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
马弁们回说道：“卧龙先生只会用计，不会打仗，那比得上咱们四帅用兵如神，智勇双全。”
湖南民风倔强，可是在张敬尧的强盗军高压之下，都无可奈何。
早在北伐军未进入湖南前，湖南便有“驱张请愿团”，分向南北政府、上海和会及吴佩孚驻军的衡阳分别请愿。驱张请愿团先是由学生发起，各界代表率先参加，不久省议会及各团体秘密加入了，湘省旅京、旅沪同乡及省外湘籍学生也加入了，湘绅熊希龄、范源濂、郭宗熙等一群温和分子也加入了。最后，“全国和平联合会”也全力赞助湘人的驱张运动。
北京政府既然不肯撤换张敬尧，请愿驱张也毫无结果。北伐军进入湖南之前，湘人呼天无路，请愿无效，最后只好诉诸于湘军一拼了。
范源濂领衔控张敬尧祸湘五大罪，末了几句话说：“如以湘省为中华民国之土地，湘人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则请先去祸湘之人，更施福湘之政。”他自己拿呈文递到徐世昌手里，声明所控如有一件不实，愿受反坐处分。
裕湘银行是张敬尧和有关人设立的一家官僚资本银行，滥发纸币，吸收现金。湖南教育事业在这种情势下当然艰难万分。到了最后，张敬尧索性把教育经费提充军饷，兼饱私囊。湖南各校校长被迫借债度日，教员也枵腹从公。长沙市学校，普遍驻兵，兵士喧宾夺主，教职员和学生一出一入都要受到检查，学校退缩在校内的一块小地方上课，课堂又兼宿舍又是饭堂、学校校具和仪器图书都受到严重破坏，门窗地板也被拆下来作柴薪燃烧。甲种工业学校原有机械实习场一所供学生实习之用，张敬尧下令将工场机器并入陆军工场，用锅炉煎熬鸦片。
他听了乐得不得了。这位“卧龙先生”在长沙经常跑到百姓人家中借东借西，有借无还，因此，长沙人民便有孔明作贼的笑话。卧龙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