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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段时间，李闯有一天翻开报纸，无意中看到一个新闻标题——
《贪官狱中写小说》，一看，文中报道的竟是朱继业。
说的是朱继业正在监狱里写小说揭露官场内幕的事情，已有多家出版社与朱继业取得联系，高价争抢书稿的出版权。
朱继业也对新闻记者宣称：他出狱后要当职业作家，专门写官场小说。
看完这篇新闻，李闯算是开了眼界。
当年这个在醉酒之后向他传授“官场秘籍”和“秘书宝典”的官场红人，如今却沦为了阶下囚。
这个深谙为官之道和“动物哲学”的官场高人，最终还是没能保住自己的官运前程，毁在了贪腐之上，为自己的贪欲付出了沉重代价。
如果朱继业的小说有朝一日得以出版，想必其畅销程度不在钟文清之下，甚至还会超过钟文清，成为闻名一时的畅销书作家。
他只需把他的故事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是一部精彩绝伦的官场小说。
人生如戏。一个自己，一个钟文清，一个朱继业，真是让李闯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他们三个人都是文人，结局却大相径庭。
自己从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成为了官场文人，成为领导豢养的“文化宠物”；钟文清愤然离开官场却成为了知名作家，并通过写作过上了富足而自由的生活；当记者起家的朱继业通过作家、书法家的头衔混迹于官场，却醉翁之意不在酒，贪污受贿，最终锒铛入狱，沦为阶下囚，如今却又在监狱中写上了小说……
他们同样是文人，却因为性格不同、想法不同、目的不同，造就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他们三个人的命运，本身就比小说更精彩。
想到这些，李闯又想到了那些写官场小说的作家。
很多官场小说家原本就是官场中人，只不过他们往往是在仕途失意之后才开始写小说，或者是才能写出震撼人心的作品。
他们以小说的方式发声，以文学为载体来诉说他们心中的苦闷和惆怅，或者通过塑造理想化的人物来表达壮志未酬的政治抱负。
而仕途春风得意者鲜有写小说的人，那是因为他们日理万机，整日忙于迎来送往，应酬拍马，为了仕途的升迁而费尽心机，绞尽脑汁，又哪来的时间和闲情写小说呢？
但是，身在官场的小说家写作的时候往往会投鼠忌器，如履薄冰。要么用笔名写作，读者难以知道作者的庐山真面目；要么无法展现真实的官场，写些与真实的官场相差甚远的理想化作品。
而那些对社会充满着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的作家，一旦写出了真实的官场，却很难有好的结果，要么因言获罪，被对号入座的领导打击报复，要么前途黯淡，从此无法继续留在官场，只能选择愤然离去，比如像钟文清这样的人。
还有一些写反腐小说或者弘扬主旋律的作家，写着写着就升了官，仕途因文学而发达，最后就顺利地从文人过渡为官人，丢开文学而打起了官腔，最后甚至成为了腐败分子，结局真是耐人寻味。
他们的文学行为是腐败行为的彩排和预演吗？
或者文学本来只是他们敲开官场大门的敲门砖？一旦目的达到，文学将变得不值一提？
或者说是官场的环境改变了他们的文人性格，使得他们身不由己？
另外还有一些官员作家，左手文学，右手官僚，一边写小说，一边搞腐败，有着双重人格。
尽管他们在书中塑造的人物都很高大，锐意改革、忧国忧民、深得民心，但是他们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却过得龌龊而阴暗。
他们是用文学为自己的腐败寻找合理的借口吗？
还是他们的文学行为本身就是在往自己脸上贴金？为自己的官僚主义多穿一件华丽的外衣？
或者干脆只是为自己博得“知识型领导”的雅称而已？
更有意思的是，一些落马的贪官，在监狱里也大兴写作，大揭官场内幕和潜规则，成为红极一时的“监狱作家”，比如朱继业就是这类作家的代表。
而在进监狱之前，他们本身就是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他们为了攫取利益而不择手段，不知廉耻，脸比城墙厚，心比煤炭黑。
他们这些人也算是文人吗？
萨达姆当初在监狱中写小说，他们这些落马贪官也写小说，他们这些人发展“监狱文学”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给后人留下一笔精神财富吗？
还是试图以文学的名义洗刷他们身上的罪孽？
唉，在这个商人和官员以文化人自居的时代，文化人又挖空心思地去攫取金钱和权力的社会中，太多太多的问题真是让人搞不懂。
搞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