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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1999年9月23日星期四晴
昨天晚上，张德富走了，离开了我们这个班集体，宿舍里的东西都收拾完了。他不再读书了，因为家里没钱供他。东霞把这个刚从男生宿舍传出来的消息告诉我，我简直难以置信。总觉得辍学是只会发生在贫困山区里、电视里或故事里的事，离我们好遥远，从没想过会真实发生在我的生活里。这事犹如一声警钟敲醒了我，原来贫穷离我们并不遥远，原来我们就身处底层，随时一不小心就会陷入那个穷坑里。
震惊之余，回头望向那个曾属于张德富的座位，空空的座位，或许不久的将来它会拥有个新主人，或许它会被搬进学校的储藏室，但现在它就空在那，无言地宣告了张德富的离开。失落感从心底油然而生，张德富走了，这已是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同学一年，与他最大的交集却是在他走了以后的这个时候。失落不断扩大，继而漠然，这也许就是人生吧，谁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东霞在我耳边叨叨着：“听说他还有个上初中的妹妹……听说他妈妈没有工作，他爸爸在一个工厂上班，现在工厂倒闭了，发不出来工资……听说……”
上体育课时，史辉脚扭了，送去医院，后来确认为是骨折，教室里又空出个位子。
班上的人接二连三地离开，这是什么事啊？！虽然毕业后大家都会离开，但和这种中途因各种事离开的感受却不一样。
1999年9月28日……星期二……晴
今天下午是诗朗诵比赛的决赛，赛前临时通知在朗诵前要组织各班拉歌。作为文艺部长，由我组织高二年级拉歌这个事看来是跑不掉了。因为是临时接到的通知，没提前安排下去，只好匆忙到比赛现场到处找各班文艺委员说明情况，人还没找齐拉歌就开始了。
一个年级十几个班上千号人在偌大的操场上，我手上又没个喇叭，纯粹靠嗓子喊，靠在各班前排左右两边跑控制局面。一时间，操场上歌声四起，震耳欲聋，完全盖过我的声音，让我陷入音浪的海洋里，好处倒是听不出我是破音还是跑调了。说是歌声，那是抬举，完全是不受控的几百只野兽出笼的各种嘶吼，是几千人终于找到机会的发泄，是对耳膜的折磨。从开始的“阀门”打开，就注定了无法找到结束的按钮。这声音的洪水奔涌、狂泄，四处侵袭，四处嘈杂，一发不可收拾。面对洪水，我是无力控制的，只能等大家发泄够了，累了，自然平息。好吧，我承认：简直一团糟！拉歌算是搞砸了，这算是我当文艺部长遭遇的第一个“滑铁卢”吧。我很坦然，并不觉得懊恼，也不觉得有什么失职，因为三个年级一样乱，谁也不比谁强。倒是埋怨起临时增加拉歌内容的领导，出的什么馊主意，不给通知安排的时间，也不配发扩音器等工具。
好在拉歌只是序曲，诗朗诵才是正题。拉歌之后各班按年级、班级顺序依次到看台上表演，上下场的时间和表演时间一样长，一切中规中矩。我们班在中后段，台下的老师和学生们大多已失去了观演的兴趣，只等着活动结束去吃饭。所有班级表演完毕，校领导说赛后张榜公布得奖班级，届时获奖班级班长到教务处领奖状，然后就草草结束了活动。以我到校一年来的经验，已经很习惯每次学校组织活动虎头蛇尾的操作，碰到这种处理也没什么可讶异的。
去食堂的路上碰到班头，他跟我诉苦，说班主任对他、生活委员徐建、劳动委员陶然和体育委员江丰有点意见，当着很多人的面批评他和徐建，估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撤了他们几个。老章对陶然和江丰有意见我是知道的，一方面觉得他们不好好学习，总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一方面觉得班上的事他们也不好好管，类似的态度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多次了，但对于班头和徐建有意见我倒是第一次听说，无论是成绩，还是对班务的热心程度，他俩都算不错的。
班头说：“史辉脚扭伤那天，我去找老班借钱垫付医药费，他不借，之后我又提议动用班费，安排班委去张德富和史辉家家访，他又拒绝了。他老说权力下放，可真到遇到事，班干部们还是没什么权力决定事情，做的也老是得罪人的事。唉！可能因为我和他这些观念上的冲突对我有意见吧。”
听他说的事，我觉得也就是他暂时心里委屈，便安慰道：“老班还是好心的，他可能有他的考虑，估计不会为这么点事就撤换你的。你干得还是挺好的。”
他提起精神，笑了笑，对我说：“吃完饭后到教室，我们叫几个班委商量下去张德富和史辉家家访的事吧。”
“嗯！”我应声答应。
1999年9月30日……星期四……雨转晴
“十一”国庆放五天假，从今天下午开始放，5号下午来上晚自习。一早上，教室就处处洋溢着要回家的欢乐气氛，有些归心似箭的住读生已经把打包好的行李带到了教室，打算第四节课老师一说下课就冲出教室，奔向汽车站。
前天和班上干部们商量好今天下午先去张德富家家访，5号上午去史辉家。原则是去的路费自费，拜访买东西的费用用班费，去的干部人选自愿报名，不强求。前天说的那叫一个热闹，没几个说不去的。可真到要去的时候却没几个人了，住读的干部有说回家的东西还没收拾好的，有说亲戚要来接的，走读的一下课直接骑车回家了，也不知道下午还来不来。
下午，果然没几个人来，只有建国、班头、徐建和我。陶然说平时和张德富就没什么交集，班头说卢小芳家里有事跟他请假了，她5号去史辉家。又等了会，确定没有多的人来，我们四人一行就往汽车站去，班头和徐建在路上的水果摊买了两袋水果。
张德富家在离县城不远的小镇上，一个很小的厂区宿舍，有两三排房子。他家没有电话，班头来之前并没联系上他，也不知道能不能遇到人。跟厂区宿舍进出的人打听，才知道他家是中间那排房子二楼中间的一户。
上楼，走过像教室一样的走廊，数着窗户和门的个数，穿行于走廊上横七竖八放着的各种箱子、盒子、煤气坛子和灶之间，就如同穿行于地雷阵之中。总算走到中间，站定敲门，屋里有人回应，等了会，门吱呀开了，门后站着个拄拐的妇人，她问：“你们找谁？”
“这里是张德富家吗？”班头礼貌地问。
妇人点点头问：“你们是——？”
“我们是张德富的高中同学，想来看看他。”班头回答，并拎了拎手上的水果。妇人面露微笑，赶紧把我们让进屋，说：“哦，他啊，这会出去了，还没回来，你们坐一会，先坐一会。”然后转身往客厅里放热水瓶的柜子挪动，打算给我们倒水。看着她行动不便，我们赶紧拉着她制止，说：“别忙了，不客气！”但最终推脱不过她的热情，给我们每人倒了杯白开水，没有茶叶。
我们各自拿了凳子在客厅落座。一开始，我陌生而尴尬得不知说些什么，只好拿着水杯打量这间屋子。这是间不大的两室一厅，其实就是三个连在一起的单间，没有单独的厨房和厕所。屋里不算敞亮，看起来还是十几年前的装修风格：一米以下的墙裙刷着绿色油漆，厅里靠墙放着一张小茶几，两侧是一套的靠背藤椅，墙脚的边柜上放着一对红双喜的热水瓶，柜子下是一些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两间房里除了衣柜和床，剩下的空间都被各种杂物堆满。
还是班头先开口搭茬：“德富干嘛去了？我们是听说德富不上学了，想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忙的。他成绩在班上算不错的，都已经上了一年了，这个时候不上了怪可惜的……”
“唉！”妇人叹了口气道：“不是你们能帮得了的忙啊！也不是我们不想让他上学，也是实在没办法。这两年他爸上班的厂垮了，一年里正经发不了几个月工资，老本也吃得差不多了。我们也算是街面上的人，又不像农村里，还有几亩地，可以不愁吃的。再说他是哥哥，他妹妹还小，女孩子在外面跑我们也不放心。他真要是考上大学，学费也是个难题……”她说着说着，觉得有些说不下去，换了个话头说：“今天谢谢你们来啊，谢谢你们关心他，待会德富回来了让他去买几个菜，你们吃了饭再走！”
妇人的热情和硬撑的客气让我觉得窘迫而尴尬，我们的到来没解决任何问题，反而给这个家增加了更多的负担，我向徐建和建国使使眼色，他俩马上心领神会地说：“阿姨，不客气，我们坐会就走了，家里离得远，走晚了怕赶不上车。”然后闲扯了几句家长里短，我们就退了出来。
走到厂宿舍门口，我们正好碰到一身灰的德富从外面回来。乍一看到我们，他很惊讶，赶紧拍了拍身上的灰，整理了下衣服。班头说：“你就这么走了，我们还挺舍不得的，就来看看你。你……还有可能回学校吗？”他摇摇头说：“算了，我先顾着生活吧。你们好好学，好好考吧！”回程的路上，大家都很沉默，总觉得我们能做些什么，总觉得能劝说他回来，可看到他家的情况，活生生的现实摆在眼前，我们都无能为力。各自回家前，班头怕去史辉家又没几个人，又再次嘱托我5号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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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十几年后，在一个房地产项目投标的场合，意外碰到了张德富。第一眼见他时，我并未反应过来，他看我的眼神迟疑了好一会，在他犹豫和吃惊的反应中，我意识到我们应该认识。我在脑海里拼命搜索合适的名字，迟疑地问出：“你……是张德富吗？”他笑着点头，并叫出了我的名字。故人重逢的惊喜立刻拉近了投标场合冷淡的距离。
谁能想到当年辍学的他竟和我是同行，十几二十年后会从不同的城市为同一个项目到同一个地方相遇。人生竟有如此的巧合，又如此令人捉摸不透。我通过对他的刨根问底得知：他当年跟镇上的老乡一起去南方打工，先是进了工厂，后来觉得不自由，老乡就介绍他去做些泥瓦匠的活。其间碰到个很好的老师傅是专门做园建施工的包工头，看着他灵光，就教他手艺并带着他去做工程。刚开始很累，每天跟水泥、砖石打交道。慢慢项目做得多了，不仅技术上得心应手，还时不时与项目管理人员聊天，谈哪些施工细节可以改进。施工企业的领导看他年纪轻轻却很懂现场的施工工艺，就招他当了施工员。他后来去考了b2驾驶证，偶尔在工地兼任水车司机。在项目现场摸爬滚打，公司领导对这个好学又肯担当的年轻人越发看重，他从施工员一路做到项目经理，当年的施工企业也一路从私人小公司做到行业全国前50强。老板看重他十几二十年来对企业的忠诚、脚踏实地做事和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建议他去进修个函授管理，学成后安排他做了片区副总。而让我们相遇的项目，正是他作为片区副总带队参与投标的第一个项目。
现在，他已在南方安家，父母和妹妹投靠他在南方生活。他与妹妹都已结婚，各自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人生就是如此有趣，你不走完全程，便不会知道在哪里会有怎样的故事在等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