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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日本是个超级穷鬼,偏偏要赌国运,和大清打甲午战争,列强一起围观,纷纷表示看好大清,大清自己也超级乐观,觉得对付洋鬼子不行,难道还怕你个日本矮子?何况北洋舰队账面实力比日本人强多了,没想到结局出人意料,北洋舰队彻底灰飞烟灭。
这次胜利,让日本人再也没法掩盖自己的野心,要求割让满洲和台湾,这两个地方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就好比毒蛇张开的大嘴一样,很明显要一口吞掉中国。
列强们打鸦片战争,主要目的是和中国做生意,并不想占领中国,主要是觉得占领的成本太高,中国有超过2000年中央集权的历史,组织力很强,不是那些印第安原始部落能比的。
但日本人这么一搞,让列强们都开始慌了,我去,不抢地盘就没了,这个时候,列强们才开始动起瓜分中国的念头。
德国人在欧洲崛起的晚,对抢殖民地没什么经验,见的世面也不多,之前和大清打交道的时候,表现比较温文尔雅,大清的官员对他们印象挺好。
年轻人没有武德,干事情很容易冲动,这次看到大清被日本矮子打的一点脾气都没有,就一点礼貌都没有了,借口一个传教士被杀,直接派舰队占领胶州湾。
国与国之间交战,肯定要找个理由,先搞外交,外交斡旋失败,才能动拳头嘛,哪有道理都不讲,上来就轮拳头的?又不是流氓打架,为啥说书上说德国占领胶州湾是“野蛮行为”,就是这么个意思。
野蛮归野蛮,大家有样学样,俄国占大连、法国占广州、英国租威海,到了这个时候,列强的心态开始转变,觉得中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也要四分五裂了,当时大清是东亚病夫,奥斯曼帝国是西亚病夫嘛。
列强们这样一搞,再傻的士大夫都看出来了,再这样下去就要亡国了,亡国奴都没有好果子吃,这个时候,大清终于形成共识,必须要向西方学习,要搞改革,不搞改革就没有出路。
然后就开始搞新政,当时就搞了一些新媒体出来,比如各种报纸,以前抨击朝廷是灭九族的大罪,后来有聪明人就在租界里办报纸,天天在那里骂朝廷,大清警察没权利进租界抓人,只能干瞪眼,言论渐渐就开始放松了些。
还有取消科举,开办各类学校,关于科举多说两句,其实这玩意可以不用取消,稍微改变点内容,变成公务员考试就可以了嘛,选拔官员和高考完全不冲突。
广东也办了些学校,其中就包括广东法政学堂,陈炯明就是这个学校第一届毕业生,学习成绩非常好,三好学生,属于通过读书走向辉煌的代表人物,可以看出来,无论什么时代,说读书无用论的那些人不是蠢就是坏。
陈炯明后来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大家知道这玩意是维新派搞出来的就可以了,准备学习英国,玩君主立宪,人在年轻时候接触到的教育非常重要,从此以后,陈炯明就深深迷上了民主,坚信民主才能救中国。
陈炯明后来跟着同盟会混,在广东组织人马搞暴动,辛亥革命后,胡汉民成为广东都督,孙先生后来把胡汉民喊去帮忙筹建临时政府,1911年底,陈炯明接替胡汉民,成为广东代都督。
这个时候就有必要单独牵条线出来,介绍下当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情况了。
当时北洋政府财政收入十分可怜,被称为“关余”和“盐余”,啥意思呢?就是关税和盐税扣除庚子赔款剩下来的那点钱,北洋政府都穷的要死,地方政府和军阀就更不用说了。
穷则思变,军阀们转变思路,什么来钱快就干什么,比如搞鸦片种植,当时军阀主要收入来源靠鸦片,和现在的阿富汗一模一样,没有工业,农业又很落后,哪里来的钱买枪买炮?肯定贩毒来钱快嘛,所以中外的军阀都喜欢贩毒,现在阿富汗种罂粟就跟种麦子似的,属于地方军阀扶持项目,还可以获得贷款。
农民种鸦片卖给军阀,军阀贩毒后拿钱买粮食,再高价卖给农民,最后农民还是两手空空,一旦碰到天灾,那就是人道灾难发生的时候,大家都种毒品了,哪来的粮食?民国经常发生大规模的饥荒,随随便便一次就死个几百万人,也没人关注,看看冯小刚的“1942”,就可以明白老百姓的惨状。
比如去年的蝗灾和新冠,对全球很多地方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有很多人饿死,有人肯定会觉得扯淡,我怎么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很正常,比如阿富汗,谁会去关心那些老百姓?哪怕阿富汗村里的老百姓饿死一半,都不会有人去报道,根本就没有记者会在那里出现,谁敢去,军阀就会干掉谁。
民国时就是这样的,斯诺就亲眼见证过,当时西北发生饥荒,持续三年,饿死很多人,国际救援组织搞了一批粮食,准备运往灾区,结果粮食中途就被军阀给截留了,充做军粮,一粒米都没有进入灾民口中,救援组织也根本就进不去灾区,没人保证你的安全,怎么去?路上随时都可能出现一群土匪把你给干掉。
还是摘录一段斯诺1937年写的原文,大家自己感受下: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胸部干瘪下垂,像空麻袋一样。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这场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国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
斯诺当年在中国到处溜达,的确是冒着生命危险,路上的土匪和散兵的确太多,如果运气不好,被干掉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斯诺没有到处溜达,也就不会写下这些文字,让我们对当时的社会有一个了解,什么样的记者最伟大?斯诺这样的就是一个。
看斯诺的文章会知道,毒品虽然来钱快,但只对军阀有好处,对老百姓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钱都被军阀赚走了,自己一无所获,一旦碰到灾年就完蛋。
所以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要发展,还是要走正路,比如办教育、搞农业、办工业,先解决肚皮问题,再提高老百姓素质,然后再慢慢搞点工业,虽然辛苦点,但最后发展起来就会很充实,共同富裕嘛。
还有就是开赌场,广州当时是东亚大赌场,有钱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每年给广州政府贡献巨额收入。
军阀们组织鸦片生产和开赌场,肯定不是为了搞社会建设,主要是为了迅速获得金钱,换取国外的军火,扩充军队抢地盘嘛,所以经常互相攻打,本来就穷的要死的老百姓,连苟活的机会都要失去了。
面对这种情况,孙先生给出的方案是,组建革命军队,武力打倒这些死军阀,组建新中国,所以孙先生先后组织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坚持用暴力统一全国。
陈炯明觉得不对,打了这么多仗了,也没能看到统一的希望,倒血霉的还是老百姓,那就别打了,向美国学习吧。
他最推崇美国的治国理念,美国当初不是只有十三个州吗?独立战争胜利后,十三个州各自发展,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这个时期被称为“邦联”,大家没有国家的概念,等发展的可以了,再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叫“联邦”。
联邦的老大就是总统,打个比方,把美国总统想成你们小区物业经理就可以了,搞搞小区的安全和卫生是可以的,如果物业经理想插手小区住户的家庭开支,那纯属就是做梦。
陈炯明认为,美国这种制度简直就是为中国量身定制的,当时各省都有军阀,大家常年打来打去的,天天祸害老百姓,也没见谁能赢,要不这样,别特么打了,都各自发展经济吧,发展到一定程度,条件成熟了,再考虑成立国家的事情,这个想法就叫“联省自治”。
大家都被军阀混战搞怕了,人心思定,陈炯明这种想法一提出来,大家觉得很有道理,纷纷赞同。
既然提出来,那就要带个好头,陈炯明在广东开始搞实验,把烟馆和赌场全部关了,
这个举动在当时的广东很惊世骇俗,举个例子,如果美国拉斯维加斯政府宣布关闭全部赌场,你想想看,会发生什么事?
拉斯维加斯的财政收入主要靠赌场,如果赌场没了,就没有收入了,公务员的工资谁发?大马路谁建?小摊贩的零食卖给谁?旅馆和餐饮到哪里找顾客?
所有人都会反对这种做法,从农民到富豪,大家都会强烈反对,陈炯明当时在广东面临的就是这种局面,当时的广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除了烟馆就是赌场。
他在广州还搞了一系列新政,比如开办学校,把陈独秀邀请过来搞教育,当教育委员会秘书长,陈独秀是什么人,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届领导人,通过这件事,陈炯明和陈独秀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后来陈炯明落魄的时候,陈独秀还邀请陈炯明加入共产党,这个军阀差点就成为我党早期成员了。
利用当教育秘书长的机会,陈独秀在广东搞工会组织和办报纸,广东的革命氛围就是这么被培养起来的,后来南昌起义部队为啥要往潮汕方向走,就是因为这里有群众基础,又是出海口嘛。
陈炯明在广东搞民主选举,县长和议员都搞民选,完全向美国看齐。
从他干的这些事情来看,陈炯明应该是一个有坚定执行力的理想主义者,他觉得美国的制度好,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实践,把广东当成民主试验田。
但是陈炯明的治国理念和孙中山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孙要打倒全部军阀,统一全中国,至于牺牲在所难免。陈觉得各省应该先自治再联合,不要再打打杀杀,免得增加无辜伤亡。
有矛盾就必然有冲突,当陈炯明觉得手里的实力足够说no的时候,就开始公开反对北伐了,后来就发生了616兵变,陈炯明的部队炮轰总统府,孙中山登上永丰舰逃亡。
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比较清楚了,1925年,黄埔军校学生组织两次东征,彻底消灭了陈炯明的军事力量,彻底解决后顾之忧,统一广东,两年后开始北伐,1928年名义上统一全国,这也就和上篇(通过北伐战争,光头当上国民党一把手)接上了
陈炯明和其他军阀很不一样,他从来没有横征暴敛过,也没有往自己腰包里面装过一分钱,他的部队被消灭后,他到香港创办中国致公党,担任首任总理,到1933年去世的时候,由于身无分文,居然下葬的钱都没有,棺材都只能使用老母亲的,廉洁程度让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