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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往事如烟。
七年之痒,无法避免。
务工带来经济的拮据,在孩子成长的岁月中逐渐凸显。生活中的琐事,相互包容的矛盾逐渐激化,热情被麻木替代,压力被沉默默许,笑容被抱怨斥责。
深知妻务工的艰辛,过罢春节,便一同又去了浙江。
妻仍在工艺品厂上班,我也进了一家民营制鞋企业。“中国制造”正是我们那批七零后、八零后的农民工双手所堆砌,而换来的工资报酬,养家真的是一分钱想掰开用最好。放眼长三角到处是工业区,到处是务工的人潮。
清明节的时侯,工厂放了一天假,我去了周王庙镇寻到了程华的住处。吴友奎、刘小禾同在。
程华的妻子刘秀,是我第一次相见。虽说小孩五岁了,身材保持的特好,林黛玉的脸型着了淡妆,走起路来,腰部轻扭臀部微晃,1米65的身高,特拥有西施的范。
程凤也驱车过来了,变得珠光宝气。留着学生头,带着金耳环、金项链,左腕翡翠镯,右腕金手链,握着诺基亚的手机。她在镇上的酒店准备了丰盛午餐。海鲜、缸肉,狮子头,那是我第一次吃海宁特产。
春江水暖,岸上桃花,乘着酒兴,由程凤带着,我们一起去了杭州西湖。
我们都是第一次观光誉满天下的“人间天堂”。随着徐志摩、郁达夫等文章的足迹,竟然第一次我作了大家的导游。
说不尽苏堤春晓,雷峰夕照,讲不完南屏晚钟,宝石流霞,沐浴着平湖夜月,倾听着曲苑风荷的歌声,沉醉在西湖的春色之中,不觉间便是午夜,我们才怏怏而归。若年以后,当与吴友奎提及这次游西湖时,留诗《梦回西湖》记之——
断桥虽语名天下,堤柳入春依吐新。远处画船盘白鹭,亭前游客摄流粼。栖霞一片故乡色,梦里几回忘我身。难等红颜真情送,熊郎本是断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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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厂工作了半年之后,觉得收入不行,又跳槽到针织厂,针织厂的工作熬夜很频繁,收入还是不行,一个月仅能挣到七八百元,同鞋厂差不多,又跳换到皮衣厂,工资是多了些,收入在每月一千元,但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三个小时,对于我这种拿过高薪,工时又短,工作量又少的人来说,实在是一种煎熬。我又自作主张离职了,这样断续地换着工作,时间又过了两年,并没有挣到多少钱。与前些年在广东的务工收入相比较,一年连那时的三分之一都没有,情绪上很是低迷,与妻的争吵也多了起来。便负气回了家。
归家之后,便去了岳父家,刚好遇上大舅子回乡为浙江海宁的一家工厂招工,并说同我按招工合同赢利分成的利润对分,在大舅哥的蛊惑下,帮其各乡贴招聘信息,联系工人。
那是2006年,新县乡村还很好找到廉价的劳动力,一个星期之后,妻哥带着前来应聘的八十多人,独自租车去了海宁。走的时候,却并未带上我。那年秋天我又去了北京,为光山县的个体老板做车工。
春节前,随着务工潮的回归,我与妻哥又见面了,而妻哥向我解释他独自去浙江的原因,是他没有把握能让我挣到钱,说现在稳定了,过罢年再让我一起去。
明知他是糊弄我,办得是过河拆桥的事,却碍于妻的情份,过罢春节与妻又一同去了浙江。
到了他所在加工沙发的工厂,我与妻只充当了缝纫学徒工,两个月下来,每月才能挣五百元钱,对于那些初中毕业刚出学堂的少男少女,学徒工的收获很值得,对于我这婚后的壮年,收入相对却是很少了,一夜回到十年前,还没有在东莞的工资高,与妻商量后,她回到了原来的工厂,我也又一次回到了家中。
2008年的春节之后,在回乡创业的号角下,在狭隘自负的认知中,为了生计,为了即将长大的孩子未来教育,带着我的憧憬与美梦,留守在新县,并在县城开始了新的生活。
从农村走向城市,是发展中国家不可逆行的潮流。也是那五年开始,大量的国企重组下岗,大量的城镇土地开发,国家开始了以土地支撑经济开发新一轮扩大资本市场的序幕。房价以阶梯式的倍涨,地产商、开发商、银行开始了收割经济开发的红利,也开始了疯狂收割农民工的剩余资产。也是那一年,北京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也开始暴发。
以务工养家糊口的我,拿着手上少得可怜的积蓄,免强上县城的朝阳门,在内侧东边巷子,租来二十几平方的一间门面房,开了缝纫小店维持生计。也是那一年,我也开启了敛财购买商品房的序幕。
那一年,我步入3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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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开头难。
从寻到此处座东向西的门面房之后,便开始做招牌,将房子又做隔断一分为二、充分利用其空间,幸好房后有大窗,窗上隔层用作睡觉的地方,窗下又隔断,南侧作厨房,北侧作洗手间。余下大门经营十三个平方的空间,也足够了。缝纫机平车,锁边机摆在大门内侧的北边,墙边挂上我曾在熊河桥头开店时剩下的布料,就这样开始营业了。
开始的第一个月,缝缝卖衣服门店与顾客裤脚修理旧衣服,仅能维持生活费。第二个月便有少数客户定制服装。小店的生意逐渐地开始迈向了正轨。
那时儿子十岁,小学三年级下学期。开店后每个星期五下午,皆回村子,等儿子放学后坐上私人的运营中巴车,接到县城同我一起住。
从家里到公路上乘车,经过村西口的旧时村部(也是我小时侯读小学的地方),里面传来隆隆的机器加工声,而河对面,则是整个熊河村及附近的乡邻榨油的油坊。
我每次回村的时侯,眼晴总是不经意地瞄一眼、村西头河对岸的一排青瓦房油坊,但是在这排青瓦房里,很多年很难再听到从那里传来那种粗犷的毫迈的榨油撞击声了……
一九七九年立秋后我六岁,还不够资格到上学的年龄,跟着母亲去村西头菜园里去摘黄瓜吃。那时把黄瓜当零食水果享受,在童年里是非常奢侈的盛宴了。
那是立秋后生产队第一次分田到户后大丰收,父母亲很勤劳,我也开始吃上饱饭了,精神头儿特足,在后面挎着母亲给我的小竹篮儿一蹦三跳地跟着。
刚出村口,拐过村西头的大队部,我家的菜园便历历在目了。而此时,却突然从河对岸,传来了“嘣通”的巨大撞击声,而不黯世事的我,立即扔掉了竹篮,吓得赶紧跑上前抱住了母亲的腿,接着又接连传来了撞击声,而母亲微笑着抚摸着我的头安慰我说:
“别怕,这是对面油坊里在榨油呢,吃饭炒菜不可或缺的东西。大白天你怕什么呢!”……
上小学二年级时,由于初级中学搬迁到了我们村东的小学,村西头的大队部变成了村小。立秋后开学不久,便常听到这种粗犷野蛮的撞击声了。
那时教室外我大伯租连环画小人书,上面有兵士扛圆木撞城门的画面,而正看时木搾的撞击声响了,同学们都笑着说士兵在撞城门呢!
河道上那个年代没有桥,而是河埠石与纤陌田埂小道,偶尔好奇和同学们放学后一起去看榨油,为了安全,油坊的大人们不让进,只能在门口偷看几眼,那巨大的圆木被四个壮实的大人推动着撞击木榨的触点,震得房子都跟着轻轻晃动,那种粗犷的野蛮撞击声有节律地幌响着,并携唱深沉又而浑厚有力的号子。火热的青春在澎湃激昂中迸发,血与肉的灵魂在原始中诠释。在那深秋蔚蓝的群山中回响,击漾着深邃的空间,甚是雄壮豪放,在静谧红叶翻飞的山林与夕阳西下的河堰之中,向周围回荡。似仿于古代战场上千军万马征战的号角炮。
到了九十年代 ,在当时老支书与在信阳任职的行署专员努力行动,政府财政的拨款与民间资肋之下,建了“乐意桥”,方便了此处的通行,并延用至今。
渐浙长大后,才知道大别山漫山遍野的油茶树,成就了这古老的木榨榨油技法的传承技艺。除各个家庭里需榨油外,勤工俭学也拾捡茶籽,由老师带队背柴送茶籽榨油。逐渐便熟悉了这村西头河对岸的油坊。
茶籽米分离晒好,拿在耳边摇响声音清脆后,便可以送到油坊加工了,父亲便叫我帮牵着耕牛,去拉石捻子,捻碎成面的茶籽上蒸笼筝蒸熟做成包饼,放入榨堂中排成一排,塞上木楔子挟紧,然后用圆木撞击法挤压榨堂中的木楔,受到巨大压力与承受挤压的茶饼便流淌出了清亮的茶油。
木榨榨油用圆木撞击木楔挤压茶籽包饼时需三至六位成年男子,前来榨油的乡邻都循环着轮换互助完成过程,在原始野性的力量操控暴发下,相互谐调默契地配合,向木楔点完美粗犷地有节律地撞击着。并伴随着传唱古老而深厚优美的号工调子。
除了榨压茶籽油,还用来榨压花生、芝麻等植物油。压榨花生油时,首先把清洗干净凉晒好的花生炒熟,再用石捻捻碎成面,然后再上蒸筝蒸熟后制成饼坯,放入木榨榨堂内压榨。在大别山一带,木榨的榨堂在制作与设计时,根据木料材质有大小,我们村子的木榨油坊,榨堂中可以放入二十至三十个饼坯,压榨一次可榨起三十至四十斤植物油。每压榨一次植物油称之为“一响”。
而压榨花生油炒花生这个时间段,香飘四溢,浓浓的香气随风漾荡,这时就招来了在四周耕作的乡亲,就寻着香气来油坊喝喝茶 ,间歇一会儿,品一品这香韵十足的花生,相互之间谈侃着今年的农事收益,压榨油的主人与油坊主盛情相待,如人手不够用时,并挽留帮忙打罔工(无工资待遇帮工)推撞圆木榨油。我们孩子在油坊门口的稻谷场上玩耍时遇上了,客气大方的主人便用洋瓷碗或者葫芦瓢装送出来,招呼我们玩耍的孩子,除了饱吃以外,口袋里也装得鼓囊囊的,那时的花生,吃得可真香脆啊,多少年过去了,梦中时时还在油坊品尝乡亲们的花生呢!
如果在闲聊中,有乡亲们说:“今年花生丰收了,除了卖了三百元,还榨了足三响油。”三响油就知道大约有一百三十五斤,需要四百斤花生压榨。童年那时凉晒好的花生卖五角钱一斤,这位乡亲家里那年花生收获了一千斤多点。而压榨茶籽油时,每一个饱响就只能在四十斤左右,花生大约需要三斤压榨一斤植物油,而茶籽米粒大约需要三斤半才能榨压一斤植物油了。
记得陪同父母每次路过村西头听见熟悉的榨油撞击声时,父母亲总会露出会心的笑脸。
“又是谁家在榨油了……”
后来捻碎茶籽改为柴油机作动力。
又过了几年改成粉碎机。
时代在变迁,生产力的与时俱进,随着机械压力榨油机的出现,古老的木榨榨油就慢慢闲置了下来,静静地躺在油坊里。这些年再也难得听到那回荡在村西头河对岸的撞击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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