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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传》里还涉及到对《周易》一书的评论。这是继用《周易》筮卜和引用《周易》为义理之书现象的另一种现象，也是史书里最早记录论《易》（指《周易》）的内容。这也是《传》外《周易》学的内容。即春秋时期开始的“易学”，就是以“象”释《易》，即“象易学”。还没有把《周易》改造成“六·九”爻数形式，还不能称“象数易学”。“象易学”，即是以八卦取象来解释《周易》而引出一番义理。如史墨所言的“雷乘乾曰大壮”，这种说法类同《易象》（即“大象传”）里的说法，而《易象》在解释《大壮》时说：“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弗礼勿履”。这“乾”取象为“天”。“雷乘乾曰大壮”与“雷在天上，大壮”其说法应是一样的，这都是春秋释法，即春秋以取象释解《周易》的一种方法。
《左传·昭公二年》里记载，韩宣子适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并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属春秋后期，这时的孔子还是小孩子（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这个时期是理性思潮进一步上升的时期，也是将孕育一个伟大人物成长的时期，也是筮术迷信逐步走向衰微时期，也是上层人士理性看待《周易》一书，使《周易》恢复义理文本化的时期。这韩宣子所见到的《易》“象”，并不是一些学者认为的《周易》卦象，应是指解释《周易》一书的学术文章，即“大象”。由《左传》来看，早在春秋初期，就有史巫用《周易》筮卜，《周易》一书在韩宣子所见“易象”之前，并非是罕见之物。韩宣子所见到的“易象”与“鲁春秋”表现出的惊讶，说明他见到的“易象”并不是指《周易》一书，也不是史筮的八卦取象；应是以义理解释《周易》最早出现的学术文章，即“大象”一文。才会使韩宣子感到惊奇，才会说出：“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无疑把所见到的“易象”与传说中的周公之德，与周人推翻殷纣建立周朝的政治挂起钩来。也说明《易》“象”是讲义理（政治理论）的文章，也无疑的间接的说明《易》是周公之德与周王天下的道理有关，韩宣子决不会认为《易》是一部占筮书，若认为《易》是筮书，就不会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说明在韩宣子眼里，《易》与《象》都是讲义理的书。
故韩宣子见“易象”而说的话，是间接的议论《易》是一部义理之书。
到《昭公十二年》又出现了子服惠伯对《周易》的说法。《左传·昭公十二年》里记：“南蒯之将判也……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囊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这里记载的可以说是子服惠伯对《周易》一书发出的一套新诠释，如同周初产生的“以德配天”观念。这子服惠伯对《周易》一书用于占筮的说法，可以说是代表了春秋后期社会新思潮下的新理论，即是“以德配筮”的观念。这实际也是在面对《周易》一书的性质问题，还不能正确对待，而寻拆中主义的说法。“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子服惠伯在面对南蒯用《周易》筮卜得到《坤》里“黄裳元吉”的文辞，认为“大吉”所寻问时做出的一番回答。这句话的白话意思：“我也学过《周易》。如果忠信的事情就可以符合卜筮出的结果。不然就必定失败。”这是说若问忠信之事用《周易》占筮合适。若不是忠信之事用《周易》占筮就必然失败。这把《周易》变成忠信之事占筮的工具说法了。这不就成了以忠信之事配筮的观念了。邪恶之事是不能用《周易》占筮的。这是把《周易》用于筮卜附加了条件。且不说这是何逻辑，但子服惠伯在解释“黄囊元吉”可是从义理上进行的。解释《周易》里的句子是从义理上，而论说《周易》面对筮卜时，并不是反对，而是用《周易》筮卜只是附加了条件，即忠信之事则可，邪恶之事必定失败。这也应是最早亦筮亦理对《周易》的说法了，对战国后期产生的《系辞传》里的亦筮亦理去释解《周易》无疑有所影响，这也是双重看待《周易》的学术开始。
而在子服惠伯释解“黄裳元吉”时出现的“元，善之长也”，早在《襄公九年》里穆姜也曾以义理解释过“元”。《左传·襄公九年》里记：“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这是鲁成公的母亲穆姜在搬进东宫时，曾筮了一个《艮》之八的卦。占筮的太史说是《艮》之《随》，“随”是出去的意思，所以太史想让穆姜迅速的离开东宫。而穆姜则用《周易》里《随》篇中的“元亨利贞，无咎”，以四德来解释，反对史官占筮的意见。认为自己没有遵寻信德而行事，与四种美德全无，又怎能合乎《随》里的“无咎”呢？认为自己惹出祸端，又怎能没有祸呢？所以认为自己就应死在那里，无法出去了。”史官占筮，用解释《随》是出去的意思建议穆姜迅速离开东宫，而穆姜确引用《随》篇里的“元亨利贞，无咎”，对照自己的行为，认为既不但不认为是“大吉大利，无危险”兆头，而且认为自己应该死于东宫，这可是与史巫形成鲜明的认识对比，从穆姜用四德解释“元亨利贞”，以反对史巫占筮的说法，这不是最早从一个测面有力批驳史巫占筮荒谬的例子吗？穆姜能从占筮出的《随》卦里引用“元亨利贞，无咎”从义理上解释，对照自己的行为，预知出结果的可知性，这是理性的思维方法。若按史巫筮卜出《随》卦，而认为《随》卦里的繇辞不正是“元亨利贞，无咎”吗，那么穆姜搬进东宫，不正是“大吉大利，没有害处”的兆辞了吗？看来穆姜不相信占筮的那一套，而是从“元亨利贞”引出四德理论对照自己的行为，能够理性的认识到现实中自己的结果，还能有什么“无咎”，而不会是好结果。穆姜非常明白自己的结果，也就愿意死在东宫。上层人物已懂得以理性的思维看待自己的行为后果，而不是听信史巫占筮出的吉凶说法。这即是对《周易》一书做理性的看法，又是对那时史巫与筮卜无情的驳斥与批判。这穆姜对《周易》里的“元亨利贞”做四德的解释法，可以说是最早从义理释解《周易》的“易学”了。这里的四德解释《周易》，后来确实收进到《易传·文言》文章里。
通过以上分析，最早引用《周易》的是伯廖，尔后是知庄子、郑子大权等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用于说理。
而韩宣子虽是一种间接的对《周易》一书的评论，不言而喻《周易》就是一部义理（理论文章）之书。
子服惠伯开创了对《周易》一书“亦理亦筮”的诠释，是后儒“《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卜筮者尚其占”的承继（《系辞传》）。
而医和，史墨引用八卦筮卜内容引入《周易》内容，虽是用于说理，但混淆《周易》与八卦筮术概念，是造成混乱的开始。
这是我们通过《左传》除史巫周《周易》言筮卜人事之例子外的引用《周易》直接用于说理情况。
能反映春秋时期的历史、文化的是给我们留传下的那一部宝贵的《左传》史书。除《左传》史书以外，在春秋后期还产生出来了一个伟大的人物，就是大思想家孔子。孔子可以说在中国思想史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没有全面解读《周易》一书的实质内容与性质时，孔子占有了中国哲学史上的第一的位置。孔子是继《周易》作者之后产生的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老子被传说的比孔子年长，而留传下来的《道德经》也叫《老子》，是战国后期人假托老子之名而创作的一篇政治论文。那并不是传说的那位老子所作的。传说春秋时期的那个老子，有无其人还说不清楚，自然那个老子，还列不到春秋时期思想家之榜上），所以春秋时期唯孔子一人，是伟大的思想家，没有第二人。正因《周易》一书的哲学思想没有正确的释读，反而被史巫庶蔽，孔子才坐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宝座的位置上。而真正能够做到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位哲学家宝座上的人应是《周易》作者，这是后话，此不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