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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要》篇是《易传》的佚文。《要》篇反映的内容，体现了孔子后学者对孔子重视《周易》一书以及发现《周易》一书的真理的追记与传播。但这些反映孔子对《周易》一书老而如此的喜观学习，并且如此的详细记述孔子对《周易》一书的看法与定性，却不见于《论语》一书，这是什么道理呢？可能是孔子的弟子认为《周易》(因春秋时期史巫曾用春秋《周易》文本卜筮)是史巫的卜筮之书，就是老师孔子看出了什么，也不能记录到《论语》里。
在孔子的生活时代或《论语》编撰的时代，作为筮卜上运用的“八卦”，而说成是《周易》，这种现象是不会消失的。虽然战国走向理性认识世界的时代，但史巫用《周易》筮卜，在学者心头的阴影不会消失。若没有对《周易》一书深入学习和考辨研究的人是难见到《周易》一书的真理所在。显然孔子老而好《易》是真实的，好《易》达到痴迷的地步，能不发现《周易》一书里本不是史巫所用的那种说法性质，才能够如此旗帜鲜明的表述自己的观点，“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
《论语》一书所涉及到孔子对《周易》一书说法，虽不像帛书《要》文里如此那么详细，但同样体现了孔子对《周易》一书价值的取向，完全是与巫史相背的，孔子眼里的《周易》就是一部义理之书。这是孔子幸运生活的时代，也是时代的召唤，才能造就出伟大的孔子，那是有了孔子思想生长的气候土壤。在孔子孩童时期里已产生了“易象”，这是在《周易》一书义理上发展出一篇“君子论”，也奠定了孔子“君子”道德理念的形成（《论语》的君子论述很多，但“君子”论不是孔子首创的，而是《周易》一书首创，继之是“易象”，即“易大象”文）。
在《左传》一书反映了春秋后期上层人士也常把《周易》看成义理之书而直接引用来说理。这是发生在孔子之前的时代，所以对《周易》作义理认识也并非孔子之首创，只是孔子继承了前人的这种理性思想，也逐步形成了孔子对《周易》的认识观。加之晚年孔子好《易》才有新的突破，才有了对《周易》本质的看法，才有了《论语》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真实写照。但就这么一句话，可后封建社会后期里的儒家学者，并不认为这《易》是指《周易》的，也对司马迁《史记》记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的说法怀疑，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孔子是不会喜欢《周易》的。那些文人学者把《易》作“亦”解，因帛书《易传》的出土，《要》文里孔子与学生子贡的辩论，才证明了孔子晚年喜欢上《周易》是确实的，《论语》里的说法也是真对《周易》一书的，也证实了司马迁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帛书《要》的考古发现，给人们认识孔子对《周易》一书的性质看法提供了正确的史料价值，也为人们从新认识《周易》一书的性质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考古上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随葬纪年木牍已知，该墓葬于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说明帛书《周易》与《易传》是公元前168年做为墓主人随葬品下葬的。这帛书是否是墓主人生前的读本，还是做陪葬入土时的抄写在帛上的临时抄本，就不得而知了。这公元前168年与汉刘邦建国时期（前206年），已过去了三十八年。这《易传》“要”文是汉初的文章，还是先秦的文章，在学术上也是有争议的。《帛书·要》里的那一段文章，详细记述了孔子“老而好易”而受到弟子子贡的质疑，而产生师生两人之间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辩论。从那段对话里，看到了孔子有着苏格拉底式的智慧与辩论思想，体现了孔子追求真理的精神。那段文章，也就成为当今学界里熟知的孔子“老而好易章”。孔子老而好《易》竟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痴迷地步。对此其弟子子贡看到眼里，并提出激烈的反对性的质问。“子贡曰：‘夫子它曰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緍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这子贡对老师提出了尖锐的反问与批评。认为老师往日不是教导我们说“丧失德行的人才乞求神灵，缺乏智谋的人才卜筮频繁”，这一观念弟子们完全所接受了，为何老师老了反而又爱好上这《周易》呢？”
孔子晚而好《易》被学生看到眼里，认为老师老了却爱上卜筮之书了，并提出尖锐的批评。孔子自然要对自己晚而好《易》所提出反对意见的子贡一个说法来。孔子的理由是：“君子言语要有规范，指责别人不要太随便，践踏了善而得到的是不祥的浮华。对《周易》重要的认识关键，在于不背离德义，并不在于它是否被祝巫卜筮利用过。因为《尚书》多有疏漏之处，而《周易》能使人无过失，而且又有古人遗教在里面，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夫子曰：‘君子言以榘方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
这就是“夫子”回答子贡的质问。这确实体现孔子不同于他人之处，孔子看到了《周易》一书的真理。对《周易》一书的认识“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对“周易”的重要认识，关键在于不背离德，并不在于它是否被史巫卜筮利用过”）。这话说的太对了，孔子若没有那般的“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韦编三绝”。能有这样的认识吗？孔子看了《周易》一书，认为“有古人遗教在里面，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孔子没有看错，这正是《周易》一书的真正内容，那里是卜筮之书。也不能因《周易》被史巫卜筮利用过，就否定《周易》一书哲学性质，这正是孔子的伟大之处。
而《周易》一书在子贡的眼里就因为史巫用其筮卜，就认为《周易》是筮卜之书，就不再认真的去分析研究，去伪存真了。
子贡又接着质疑老师好“易”不安卜筮之用而乐其辞，也非君子之正道，仍然是“过”。总之在子贡眼里已把《周易》看成邪恶之物。史巫卜筮用，而老师乐其辞与史巫占筮虽是不同的利用《周易》，仍然持否定的态度。孔子听到子贡对《周易》一书如此简单的否定态度，给予了严厉的训斥与批评。孔子在教育子贡时又进一步阐述《周易》一书的理论道理。
“子曰：校（谬）哉，赐！吾告汝《易》之道：良[筮而善占]，此百姓之道[也，非]《易》也。夫《易》，刚者使知惧，柔也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
这段的“子曰”里有几个缺失的文字，是学者推猜而补出来的，这几个字，可又是很关键的几个字。“良”后面是什么，才说出“此百姓之道”，是否就是[筮而善占]，若是，也与“[非]《易》也”符合逻辑关系。这就说明了孔子认为《易》之道，非讲筮卜的。百姓的好筮卜与《易》是根本不同的。这在孔子看来“筮”与《易》并非是一回事。孔子认为《周易》是讲辩证思维道理的。《周易》具有“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的作用。《周易》一书有如此的作用，不就是如同古希腊哲人认为“智慧”之书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哲学”书了。这里的“不妄”是什么意思呢？《周易》一书里本有一篇文章其题目就是《无妄》。这“妄”的含义是指不端不法之事。“无妄”就是指不干、不做不端或不法的事情。这“愚人为而不妄”就是“不聪明的或无知识的人学了《周易》就懂得了道理，就不会干出不端或不法的事情”。“奸人学了《周易》就会去掉狡诈之心”。孔子分明指出《周易》是讲义理的书，那里像普通的一般人那样当作卜筮之书在用，“非《易》也”。哪些用于筮卜的，是跟《周易》是两码子事。这可说孔子从根源上说出了“百姓之道，非《易》也”的道理来。孔子强调百姓卜筮，不是《周易》里的东西，《周易》是讲辩证道理的，这是两回事。这可是先秦对《周易》一书的性质，发出最理性的声音。孔子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来，这是震古铄今的声音。可这理性的声音，最终被帝王社会的黑幕遮掩了，没有留传给后世。等到了二千多年后，人们才能重新看到孔子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说法。这孔子对《周易》一书的性质虽是对其弟子的教导，无疑也是向世人宣言《周易》一书是义理之书，是与卜筮那一套不相同的。
孔子是如此的对子贡讲《周易》是如何的一部书，为了证明《周易》有“古之遗言”，就与文王挂起勾来。这是史料第一次认为《周易》一书的作者是谁的说法。通行本《系辞》里虽然也认为“《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未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今本《系辞》里的这种说法是《易传》佚文《衷》里的说法，因《帛书》“系辞”里还没有这些说法。显然，通行本《系辞》是把佚文《衷》里的说法移了过来。但没有说是文王作《周易》，而在涉及《周易》一书的作者是谁是《要》文里明确指出：“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这是最早的说法了。孔子说《周易》一书是“文王作”。唯此孔子这说法，先秦没见第二人说过。后来司马迁也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认为《周易》一书是讲德义的，但历史上并没有留下谁作《周易》的说法，虽然在孔子还是孩童时期时，韩宣子出使鲁国，见到《易象》，也发出了“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的感叹。韩宣子也只是认为《周易》与周公之德有关，没有说谁做了《易》。到孔子老而好《易》，所见到《周易》里是讲德义，就无形的联想到了周文王，这在常理之中。对于《周易》成书的年代，我们已在“《周易》产生说”里讲过。《周易》一书是产生在西周后期，显然孔子认为的文王作《周易》是不能成立的。而孔子对《周易》一书的德义之说无疑是正确的，是与卜筮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回事。
帛书《要》文记述了孔子对弟子子贡的质疑一一给于解释，为何自己现在喜欢《周易》，喜观《周易》就是看到了《周易》里有“古之遗言”，有文王的仁义思想。但子贡还是疑惑《周易》一书，终于说出“夫子亦信其筮乎”。子贡终于忍耐不着说出心中的想法，老师这么的喜欢《周易》，难道是相信了筮卜吗？在子贡的眼里，喜欢《周易》就等同于“信其筮”。这正是在当时史巫曾用春秋繇题文本《周易》而卜筮。也正是在这些人们的眼里认为《周易》是一部占筮的书。子贡也只记着老师已往的教导，是反对占筮的，孔子的教导是：“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这无疑说明孔子是反对卜筮和信神灵的那些做法（这里并不是说孔子已往教育弟子说过《周易》是卜筮之书）。只是子贡眼里认为《周易》被用来卜筮，自然就是卜筮之书，而自己的老师曾教导过不能信神灵与卜筮，可现在喜欢《周易》达到痴迷的地步，就指责老师难道也“信其筮乎”。
孔子对子贡的这最终的疑问，给出的回答是“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从《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巫卜筮其后乎？’”
这段话里的“吾百占而七十当，唯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只是谈占卜道理，而并不是讲《周易》是卜筮之书。
这一段话里的一些句子不好理解，但总体表述了孔子对“筮”与“德”两者应如何对待的问题，也表明了孔子对《周易》一书的学习与史巫是同途而殊归。又担心自己好《易》生怕后世之人误解，强调自己是求其德而已。总之，体现了孔子重视的是《周易》里的“德义”，而不同于史巫用于卜筮，这段话表述的是相当明确。
“君子若能以德行求福，那么祭祀就少了，以仁义去求吉祥，那么卜筮也稀了，祝巫卜筮的行为不就落在后头了吗？”
这是孔子讲筮与德的辩论关系。孔子强调的是以德仁行为，自然祭祀、卜筮、落在了后头。孔子希望的是用“德义”武装人们的头脑，那么祭祀卜筮之迷信也就没有了市场。但孔子在回答子贡提出的“夫子亦信其筮乎？”（难到老师也相信起筮卜了）时，有点力不从心了。虽然孔子从自己的一贯立场上讲“德义”，想以“德仁”的彰显，来抵抗“筮卜”迷信的存在，讲的虽然很有道理，但没有针对子贡提出的问题给予有力的说明，不过前面孔子已把《周易》一书也解释的非常清楚，应该使子贡明白好《易》不等同于“信筮”。但子贡抓着不放，最终点明“老师难到也相信起卜筮了”，孔子这里的回答就显得没有力度了。
孔子一心一意的是要建立他的伦理道德政治王国。孔子认为的是，都去行道德仁义了，自然有背于道德仁义的事情就消失了，那些祭祀卜筮之事也自然就不存在了。这如同承他之后的孟子，同样心想建立起王道（仁政）政治。孟子不遗余力的在诸侯王门前推销他的仁政思想，可那些“好货”与“好色”的寡人们依“有疾”而来推搪孟子的仁政思想，孟子也只有无可奈何了。
孔子希望以仁德去占领祭祀卜筮市场，一样的是“乌托邦”。也不因孔子的伦理道德政治学说的倡导而使祭祀卜筮迷信消失。关键孔子没有从从根本上对祭祀、卜筮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启蒙与批判。这就是西方学者说的“祛魅”过程。孔子的骨子里并不想开启民智。他所认为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孔子又是“敬鬼神而远之”。对《周易》也只是“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矣”。孔子的学说显然不能抑制非理性意识的存在与膨胀（后封建二千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孔子也没能从根本上揭示筮卜类比思维的迷信虚无思想的根源，以及筮卜与《周易》之间是何等的关系。也许孔子的那个时代根本达不到这种认识，反而孔子的《诗》论，助长了类比思维的方式。就连孔子还没有弄明白筮卜与《周易》如何混淆在一起，就仙逝了。但在先秦时期有如此理性的孔子，也是那个时代的庆幸。可这真实的孔子与真实的思想也被建立起的帝王社会所埋葬。
孔子在回答子贡的质疑时，强调要行“德”，“仁”的理念，无疑是不赞成那些祭祀和卜筮的行为。这是表现的孔子道德教化思想是与《论语》的宗旨是一样的。这里反映的筮卜的看法，也与《论语》里“不占而已矣”的内涵相一致的。《要》文，体现孔子对《周易》一书的与筮卜的辩证认识，无疑又是理性的启蒙。这种思想与《论语》里反映孔子对《周易》的认识是相符合的。这是先秦儒者与后封建社会里的儒者对占筮认识上的重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