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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周易》导说
第四篇《周易》性质说
二、后封建时期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识
1、两汉时期
西汉是开创“独尊儒术”的时代，既是一个“经学”时代。“经”是《诗》《书》、《易》、《礼》、《春秋》。从汉时的“五经”到后来的“十三经”成为后封建帝王社会时期里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
“五经”是先秦儒学经典。由经典和对经典的诠释所构成了“经学”。“经学”成为后封建社会里维护其统治秩序，而树立起的权威思想，并成为思想界里的垄断意识。在西汉儒学被定为一尊后，儒家的学说在帝国时期里又被赋予上法典的意义。
汉代是中国后封建社会文化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儒学在这个时期由一种百家之说上升为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经学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选官制度为统一知识阶层思想的主要手段。而汉儒的经学，从义理上已不能与先秦原始儒家相比了。由先秦释《易》（《周易》）的易学来看是重人道排神道，而到汉时变成了重神道，轻人道，这在思想史上是个大倒退的时代。两汉经学体现的是神秘与神学化。
正是汉朝以天命观与王道思想相结合，而退回到先周时期的思想意识。汉学者直接将天人观念用于论证君权神授，董仲舒从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出发，以阴阳灾异说“经”，十分明确地为大一统王权专制张本。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
“天人感应”的世界观是董仲舒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肯定和强调天道秩序，以天道作为规范人伦政治架构的终极基础。
神学化的经学成为两汉官学之风气，汉儒生力图用神学化的经学辅政，试图以阴阳灾异学说来制衡、约束现实的专制君权，以使君王勿恣意妄为。而以专制君主为核心的统治者则完全把神学化的经学当作工具，故两汉才有阴阳灾异，天人感应，图谶祥瑞，五德始终，八卦明堂，卦气月令等各种神秘学说甚嚣尘上。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大背景里，两汉易学成果正是“象数”易学，并且形成了“易学”史上的一个流派“象数派”。
那么，何为“象数”呢？且看《辞源》里的解释。
“《左传·僖公十五年》龟，象也；筮，数也。物出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注中说：言龟以象示，筮以数告，象数相因而生，然后有占，占所以知吉凶。《周易》中凡言天日山泽之类为象，言初上九六之数为数。”
这是《辞源》里的解释是一共分三个内容。
我们且看第一个内容，《左传·僖公十五年》里对“象”、“数”的说法。
《左传》记述“僖公十五年”里发生的历史事件里出现的说法：“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亡也。女承筐，亦无贶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为嬴败姬，车说輹复，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归妹》睽孤，冠张之弧，侄其其甫，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诗》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职竟由人。’”
这是《左传》里反映了秦与晋国之间发生的历史事情，秦与晋国在韩原那个地方发生了一场战争。战争以晋国国君晋惠公成为秦国的俘虏告终。晋惠公被俘于秦后，追想往事，想来早在老头子献公嫁伯姬于秦时，占了一卦，史苏说不吉，而献公并没有听从史官姓苏的说法，而还是嫁伯姬于秦，结秦晋之好。而惠公在感慨，若当年老头子（先君）要是听信了占筮史官苏的话，自己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晋惠公埋怨老子没有听信史苏的占筮时，而也同时被俘侍在一旁的晋大夫韩简听不下去了，反驳晋惠公时就说出“龟，象也，筮，数也……”的那段话来。前一段内容是惠公被俘于秦后追想的往事，那往事里出现的献公出嫁伯姬时占的一卦《归妹》之“睽”，及史苏解筮的那套说话，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此处不叙，在本书“《周易》筮卜说”里有对春秋筮例详解，就可知筮卜（算卦）那套类比联想的道理了。而这里韩简针对晋惠公的反驳及对占筮“象”、“数”论述，即反映了韩简理性的认识，又是对占筮里“象数”的最早论述。
韩简说：“用乌龟占卜是取其兆纹的形象来判断人事吉凶。用蓍草占卜是取其数目来推演出卦，而得知人事吉凶。事物发生以后，一定会显露其现象（形状），有了现象以后，就有滋生出更多的事情，有了滋生，尔后就有数目可计。先君干了那么多的坏事，能以数目计算吗？就算当初从史苏占筮的说法，又有何益处呢？《诗》里说：‘下民的灾祸，不是上天降下来的，都是由人作的孽有关！’”
韩简的这番话是理性的，也是对占筮持否定的认识观，而重视人的行为问题，并且对占筮中的象数做义理的阐述，用客观世界的事物现象解释“象数”之理，同样是辩证的思维。这是春秋最早（公元前644年）也是首次对筮术上的理性论述，无疑是体现的是“人道”思想而排击“天道”观。
第二 、《辞源》里所说的“注”，是西晋杜预对《春秋左传》一书做的注解。注中说的是表明“象”、“数”是占筮知吉凶的工具而已。
第三、《辞源》里最后的说法：“周易中凡言天日山泽之数为象，言初上九六之类为数。”
这是近现代学者的认识，在韩简论“象数”时讲“占”与“筮”，没有涉及《周易》如何。《辞源》里的说法，虽然也是解释何为“象”，何为“数”，而是通过《周易》来说明，是跟着历史上史巫的错误认识并把六十四画符号，改造成取象与卦画数列，而套用《周易》一书里的文辞用于比附人事吉凶。那是一套筮术而与原创《周易》不是一回事。可后学者跟着史巫之错用，和《系辞》里之错误认为，也就把八卦筮术说成是《周易》里的东西了。
这《辞源》的说法是把《周易》与八卦占筮术的概念混淆而张冠李戴下的错误认识。把八卦筮卜术里的“取象”，与“九·六”内容，说成是《周易》里的东西，无疑是错误的。若说成是史巫在原创《周易》一书上改造成“八卦筮术”，“八卦筮术”上凡言天日山泽为象，言初上九六之类为数”，这就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说法了。占筮术里才有“象与数”。象与数是占筮术里的推演方法与工具，先秦的八卦筮术离开“象”与“数”就无法进行 用“卦”来类比联想人事吉凶了。即不能起卦与解卦。八卦筮术上的“数”是起卦的推演方法，而“象”是解卦中取象比类附会人事吉凶的。
不过《辞源》里解释什么是“象数”，也不是谁都能理解的。
而卜筮取象以类比联想人事吉凶的思维渊源流长。“取象比类” 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人类的思维活动过程中借助一种具体的“象”并以此为工具，去进行认识、领悟、触类旁通的一种思维方式，又称意象思维。它起源于远古时代，发展成形了占筮（龟占与筮卜），理论化于《系辞》与《说卦》。“象”思维方式的最根本的特征是“取象比类”。所谓取象中的“象”就是形象、具象、物象、现象。人们通过观天察地的一种直观可感的象，再通过联想和想象，用来阐发事物更深层的意思与事理，从而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生产活动。
《系辞》里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侧观象于天，俯则观象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这里说的无疑是通过“象”，是用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生产活动。“八卦”是以通神明之德，及衡量区分万物之情状的，又通过取《离》之象，发明了猎取鸟兽的工具。确实汉字的发明，离不开物的“象”，才有了中国的象形文字。取象思维是上古人类认识世界的一条途径方法，取象不单单是占卜术的方法，是上古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思维方法。但不可否认象思维从占筮发展上升过程中，形成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从中国占筮史中可以看得一清而楚的。
在占卜术上，龟骨卜确实是通过甲骨的烧灼而产生的裂纹形状，而通过纹理形状取“象”，来分析解读对照所问及的人事吉凶的“先知”来。这就是所谓的“龟以象示”。殷商留在地下大量的甲骨卜辞，说明商王朝以龟卜兆示所谓的吉凶“天机”，来做为行动的指导是无疑的。
甲骨卜的取象，同样是以类比联想问及人事吉凶。这“象”与问及人事吉凶之间的中介是认为神示的兆纹，而再通过兆纹象形来比类联想附会出所问的人事吉凶来。虽然这“取象”与问及的人事两者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就是那种取象比类思维方式。因古人认为万物是“帝”（神）建构与主宰，占卜即是一种神启的方式，认为龟能通神。再者人们又相信“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天人合一”观念，通过神启出的龟骨兆纹，就可比类联想到人事吉凶上来了。总之，即是思维方式所决定下的世界观与方。
早期的龟骨占就是通过对甲、骨烧灼产生的裂纹，而看形象以类比联想所问及的人事吉凶问题。
在《周易》一书之前肯定的说，已有了筮法，即所谓的用蓍草筮的方法。西周前期已用蓍草卜问是存在的，但如何筮法，已不祥，有待学者对西周前期的筮法做出研究与考证。
那么，《周易》一书里有没有“象”、“数”呢？很遗憾的说，《周易》原创内容里既没有“象”说，也无“数”论。正因为《周易》一书不是讲筮卜的，所以才不涉及“象”与“数”。原典的《周易》，即那六十四篇文章，是一部义理书。而后来是史巫把《周易》改造成认为能占筮卜问吉凶的卦爻结构之书，把六十四个“六联体”的画符号装进去八种物象，以取象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又通过“数”的起蓍方法，得出六十四画符号中某一画符号，也自然附带出认为《周易》某一篇名及文辞，又用那些文辞来联想、附会人事吉凶。这已不是《周易》原创内容的意思了，而是史巫“发明”出的筮术。
八卦筮卜是借助卦象模式运作的，以类象形式表达的，以“数”起筮方式推演卜问人事吉凶的巫术行为。春秋时期史巫把《周易》当成筮卜书，必须通过对“画符号”的改造与附上取象的一套筮术内容，才能变成筮卜工具的。
我们通过《左传》一书里记述春秋史巫筮卜例子，所谓“以《周易》筮之”，那已不是原典《周易》了。通过那些筮例已知如何用“画符号”里的取象类比、联想、附会人事吉凶的。 春秋《周易》文本，一样通过“大衍之数”的说法，就可起出一“卦”，就能得出六十四画符号中某一画符号，就能通过画符号取象及画符号里的所系繇辞来比类联想人事吉凶了。懂得了“大衍之数”里“十八变”得出某一画卦符号，就可算卦了。这是两个步骤，缺一不可。占筮里的起筮方法是与“数”有关。起筮（后称‘卦’）是用蓍草（春秋时期）要通过复杂的“数目”推演，把数也看成天地之数，“数”也被赋予上神秘的属性，自然通过“数”而得出一筮（卦），就认为是神示了（本身用蓍草起筮，也是模似天地四时而来的）。这就是所谓的“筮以数吉”，所以起筮是离不开“数”。
而后来把春秋《周易》文本按画符号创六爻之说，增添“九·六”之数，把“繇辞”变“爻辞”，赋予上“数”的理念。又通过“数”列并赋予爻位里的取象，如把第五爻说成是王位。总之，是一种附会之说。
自春秋时期，把筮术里的“象”与“数”附会到《周易》头上，从《左传》里留下来的筮例来看，春秋史巫筮卜是要用八种物象（后总结为“八卦”），又要用蓍草来起筮。通过数目排列推演十八次变化才得出一筮（卦），并可通过某一“六联体”画符号取象及借用《周易》里的文辞，来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了。蓍本身是有数的，又是通过数目排列才能推演出一画符号（后称卦符号），而龟占就不需要数目字。一只龟，二只龟都是龟，都要通过一只只的宰杀，烧钻看裂纹，以看其形象来联想附会人事吉凶。这两者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才有龟是“象”，筮是“数”的说法来。
通过春秋战国筮术的不断运用与象的发展，才有《系辞》与《说卦》里的八卦筮术上的“象”、“数”的理论总结与八卦取象归类。也就有了义理之“象”的论述。才有了《系辞》文里的那么多的“象”说与“大衍之数”的起卦方法。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
“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以制器者尚其象。”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系辞》里的这些“象”说，虽多是从义理角度论述“象”的，但归结是“君子属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这就削弱了《系辞》里义理“象”说，《系辞》变成了亦筮亦理的东西。
《系辞》里的“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这就是所说的“数”与筮卜的关系。 还有所谓的“九·六”之说，即把“初”至“六”之爻数列里也附加了适应筮卜的东西。如“位”说，天子谓五（五爻），三爻为公位，小人谓四爻位。后人算卦若占出“九五”爻，那就认为是上上大吉的兆示了，这已成为人们习惯的文化认知模式，而爻位之外还附会上阴阳之说。
这以上是汉以前“象”与“数”的发展史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