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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士冠礼，筮于庙门……筮与席，所卦者，具馔于西塾……筮人执策……。”
“士丧礼：筮宅……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东面，抽上韇，兼执之，南面受命。”
“卜曰，既朝哭，皆复外位。卜人先奠龟于西塾上，南道，有席焚焞置于燋，在龟东……。”
《礼记·曲礼》：“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远某，旬之内曰近某日。丧事先远日，喜事选近日。曰：为日，假尔泰龟有常，假尔泰筮有事。”
“卜筮不过三，卜筮不相袭。
龟为卜，策为筮。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故曰：疑而筮之，则弗非也。”
《礼记·玉藻》：“卜人定龟，史定墨，君定体。”
《周记》：“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
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衹，以禋礼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沉祭山森川泽……。”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帅执事而卜日……。”
“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其经运十，其别九十。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与，四曰谋，五曰课，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赞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则视高作龟。大祭祀，则视高命龟。凡小事，涖卜，国大迁，大师，则贞龟，凡旅，陈龟。凡丧事命龟。
卜师：掌开龟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义兆，四曰弓兆……。
龟人：掌六龟之属，各有名物。天龟曰灵属，地龟曰绎属，东龟曰果属……上春衅龟，祭祀先卜……。
占卜：掌占龟，以八筮占八颂，以八卦占筮之故，以视吉凶。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
筮卜：掌三易以辩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日巫咸……。
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
视祲：掌十辉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
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祇，祈福祥，求永贞……。”
……
这就是《五经》里《礼》中的东西。《周礼》更有很多妖鬼精怪之说，这也成为经书，作为帝国培养人才的范本。
5再看“五经”之一的《春秋》。《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记事非常简略。而释《春秋》的是“春秋三传”，即《公羊传》、《毂梁传》、《春秋左传》。
根据学者的研究，《公羊传》、《毂梁传》皆成书于汉代，《左传》成于战国时代。《公羊传》着重对《春秋》义理的阐发，讲求“大一统”的思想。《公羊传》在西汉景帝年间才著于竹帛之上，前期是经过长期的口头传授，这是史书明确记载的。而《毂梁》、《公羊》都是写于汉代，用的是汉代通行的文字，所以称为“今文经”，而《左传》写于战国初年，用的，古文字。所以称“古文经”。
西汉今文经盛行的时候，《毂梁》、《公羊》立于学官，西汉末年《左传》立于学官，取代《毂梁》。《左传》后来成为其它二传之首，是因《公羊》、《毂梁》将《春秋》视为《经》，是着力阐发微言大义，这种微言大义是可应一时之需，这是《左传》压倒《公羊》、《毂梁》二传的根据原因。《左传》反而后来之上，是在于《左传》陈述的是历史，而不是阐发什么微言大义。但帝国的统治者，并没有把《公羊》、《毂梁》排除在“经”外。
对《春秋左传》一书里存在大量的占筮例子，我们前面多有举例，此处我们不再多说。那些占筮例都是反映诸侯王公们处理国之大事时所运用、决断方法。反映了《春秋》诸侯国里充满着巫术迷信。可这《左传》在帝国里定为“经”来让学子学习，培养帝国的知识人才。
这“五经”之书都是什么内容呢？我们大至已知，所谓浩首穷经去研习“经书”，既可谋取仕途前程，又可做学问留名千古。可在这些“经学”里浸润成长起来的儒者，也只能是亦巫亦理的双重人格心理。
这“五经”里不凡都有占筮的说法，而不是排击占筮，而是成了决疑的方法。可这作为后封建社会里的“经”书，是帝国教育必须坚持的原则，又是教课书，是培养帝国管理者的知识范本。并把那种算卦推及人事吉凶之“学问”，也当成真理去学习效法。难到后封建里的二千多年时空里那么多的读书做学问者，没有看破过这算卦上是如何的一回事吗？还是忘记了先秦诸子那些理性认识及对占筮术的排击么？而在帝国漫长的时期里，再也没有人出来质疑与批判，反而代代的学者去研读学习，形成了东方文化里一门最庞大的数术“学问”，是何道理呢？而现在又如此的复兴这数术文化，难道是所谓复兴传统文化吗？
在帝国里“五经”定为独尊后，只能培养出的是亦巫亦理的双重人格者。如两汉的董仲舒、刘向、京房、扬雄、王充等，而整个后封建社会里，在这种“经书”里所学习与培养出的知识人才，只能是亦巫亦理的双重人格角色者。若不抛弃那些“经典”的独尊，则无法有新文化的超越和哲学上的突破。所以后封建社会里所谓思想家或哲学家没有不信天命，神鬼、筮卜的。他们无法突破在传统里读经，而成长的那种社会化过程，即亦巫亦理，神道与王道，似理性非理性的双重人格者。
如西汉时的董仲舒他既能一面从《周易》一书里引用句子直接陈述事理。
“《周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属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汉书·董仲舒传》）
这里引述《周易》，是把《周易》当成义理之书。可董仲舒另一面则大讲阴阳灾异之象，把天道观引向人道中来，以天道解释人道，形成了董仲舒的天道神学世界观。其对应到现实社会，就是人间是天生的不应该平等，应是人奴役人的制度。所以董仲舒所引述《周易》里的文句，用于阐述的事理，就是为了证明等级制的合理性，君子是天生的乘车者，小人是天生的负担者，小人已乘车，就会招至祸患。这是为不平等制度张目。正是这天道观念思想的意识，董仲舒要从阴阳灾异上解释世道秩序。
“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阴，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本尝不得所欲。”（《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以博学之才大讲阴阳五行与灾异，开辟了汉儒学“术”的天地。汉儒者，利用儒家的“天命”思想，试图建立一种天命神学，将汉朝政权的合法性依托在天命上。而这一“天命神学”的完成者就是董仲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思想，是汉代儒学神学化与王权化发展的代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