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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一部《周易》，2千多年来，都说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难怪人们跟着人云亦云，众说纷纭。
不过对《周易》虽说是众说纷纭，但从古到今在说法上不外三大主流。
一是自《周易》一书出现后的先秦至整个后封建时代，上层的知识界不以为《周易》被史巫用于卜筮过而遗弃《周易》，而自始其终都在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直接用于说理，把《周易》看作与《诗》、《书》典藉一样而引有。到取消“五经”、“四书”在中国思想界的垄断地位后，这一传统现象也就断裂了。这可以称为“义理引用《周易》经典流派”。
二是自先秦的春秋始，巫史通过画符号占筮，并改造《周易》原创文本里的文辞当占辞。虽然孔子从理论上给予《周易》义理阐述，到战国时代，在诸子的典章书籍里，已没有了以《周易》占筮的记录，并且从理论上排击占筮思想。自秦汉帝王专制始，巫术占筮复兴，而理论上又把《周易》筮术化（首推《系辞传》）。自“三圣”《易》说成为易学上的权威，《易》也成为五经之首的经。自此《易》经成为神秘主义思想的活水源头。《易》经也与占筮说形影不离了。虽然汉京房建构出新的“八卦纳甲”筮术把《周易》的“文辞”客观上从八卦占筮中分离出去。算卦上不再借以《周易》里的文辞当占辞而比类人事吉凶，而采用的是五行生克出六亲模式，并通过四季、月令、旺象而比类人事吉凶，客观上对恢复《周易》义理的研究不在受占筮说的影响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两汉的占筮中，不在把《周易》的文辞当占辞了，到魏时终于出现了王弼继承先秦象数义理以及文字“训诂”方式注释《周易》的义理思想，这是《周易》学上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当然这划时代的转变是相对把《周易》当占辞看待来说的。因为王弼对《周易》所做的“注”，也没有把《周易》原创的义理给注释出来。自宋图式易学的出现，更主要是朱熹把《周易》定性为卜筮之书说，并以占筮角度对《周易》进行注释，而形成了朱熹的“死角”， 《周易》与占筮再次被扭曲在一起了。虽然明清的占筮上是运用的“八卦纳甲”五行生克方法，但国人由于朱子之说，再也抹不掉《周易》与算卦等同看待的习俗了。至到今天的学界里多是步朱熹的后尘，而把《周易》理论上说成是占筮之书，而在算卦批命行业的应用，并不用《周易》一书的文辞做“占辞”了，却打着《周易》“预测”的旗号，而实际运用的是八卦纳甲，五行生克的那套筮法。
这自后封建时期至今在算卦上虽然已抛开《周易》的文辞当占辞，但总把《周易》与占筮搅和在一起理论，特别是今天更甚于古人。
这可称为“占筮引用《周易》文辞及空打《周易》旗号占筮流派”。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又可分为两个时段里的两种称法。
先秦时期的春秋，是占筮引用春秋《周易》里的文辞当占辞的时期。
而自汉京房建构“八卦纳甲”筮术至到今天，在算卦上不在引用今本《周易》里的文辞当占辞，可已然打着《周易》（或《易经》）的旗号，而应用的是八卦纳甲筮术。
这样就可称为：春秋占筮引春秋《周易》文辞流派；现代空打《周易》旗号算卦流派。
第三主流是以象数及结合《周易》文辞注释《周易》义理派，这可简称为象数义理派。
自《易传》到后封建社会里的王弼、程颐等至现代的黄寿祺等重多的《周易》注释本者，都是以象数并结合《周易》里的文字字义，而对《周易》进行义理解释，这是相对把《周易》当占筮说的主流派，也是历史上“易学”的主流派。
而历史上并没出现所谓纯义理注释《周易》一书的。中国的“易学”史实是以象数解释《周易》的学术史。在以“象数”释解《周易》的历史过程里，也有所区别。即运用“象数”释解《周易》是孰重孰轻的区别。但总体都不离“象”、“数”去解释《周易》。这一历史现象中，古与今在以象数解释《周易》一书也有区别，即“训诂”与“注译”的区别。在整个的后封建社会里只有“训诂”式的注释《周易》，而没有译文《周易》一说。而现代以来只有注译式的《周易》版本，而没有古代的那种“训诂”式的注疏本《周易》了。但都或多或少的都不离象数而说《周易》。
还有一个现象，即今与古也有所不同，古代在以象数注释《周易》一书的义理时，在理论上是双重性质的看待《周易》。唯王弼以象数注释《周易》时不涉及《周易》性质的理论，也把《易传》里凡带“卦”称的的《易传》文章排除在外而不做注。唯王弼例外，古代凡对《周易》注释的象数义理者没有不认为《周易》有占的功能，这是受《系辞传》的影响，更是今本《周易》结构形式影响所致。古代虽都以象数注释《周易》的义理，以训诂式把《周易》注释发挥为封建帝王时代里的义理思想。但理论上确把《周易》做双重性质看待。即是说理论上把《周易》说成有“占”的一面，而在对《周易》的“训诂”全是帝王时代里的义理阐述，并不显占筮内容的这一奇特现象。
而现代以来，注释《周易》者，从理论上不再与古代人那样看待《周易》是双重的性质标准，而定性为“卜筮之书”的一种性质标准了。这是当今学术界上的主流认识，我们前面所举例的名流大家，没有不认为《周易》不是占筮之书。但现代以来对《周易》一书的注释上不同与古代的“训诂”方式。而对《周易》里的文字，做直接的注解，虽加杂有一些“象数”之说，但“象数”之说与古人相比不为主要，主要的是真对《周易》里的文字句子，做注释或译文。但还没一部比较接近《周易》原创的思想内容的译注本《周易》来。这又是一种奇特现象。理论上把《周易》定性为卜筮之书的今天，而注译本《周易》里看不明白是讲占筮的内容，与真正卜筮之书的内容是完全不相同的一回事。古今这两种对待《周易》一书的怪现象就自然而然的发生着，也被学术界里接受着。
这里说古代理论上对《周易》一书是双重的性质标准看待，而对《周易》的注释上是以“训诂”方法进行，一“训”就偏题，从《周易》里“训”出的是后封建社会的道德政治观念。
而到了现代的社会里，反把《周易》从理论上做单一的为卜筮之书的性质说，而对《周易》里的文字注释翻译上没有注释出卜筮算卦上的内容来，通过对《周易》里的文字直接注释与译文，多多少少看到的是在讲述一些道理，而一些译注《周易》的书籍里某些简单的译文还比较接近《周易》里的原创时的哲学思想。
以双重性质说《周易》的古代，以象数注释《周易》，而“训诂”出封建帝制社会里的道德政治观。而以“卜筮”性质说《周易》的今天，反而注译《周易》里的文辞，逐步接近《周易》文辞的原创哲学含义。能不认为这是古今《周易》学上的一个奇特现象么？那么，为何那些研究机构与研究《周易》的学者，视而不言呢？
综上，从历史发展上来看，不外三大主流说《周易》者。
从三大主流说《周易》，解《周易》，引用《周易》来看，对《周易》一书的性质已然是偏重于义理学说。这正是后封建社会里一直把《易》作为经首地位并没有动摇过的根本所在。后封建社会里看重的正是义理的《周易》，而不是筮卜《易》。当然后封建时代里并不排击占筮批命的习俗文化。虽然古代里无论引用《周易》直接用于说理，还是以象数解《周易》义理，但多是“跑题现象”，那是传统“训诂”方法的时代所致。但毕竟从义理上解释《周易》与把《周易》当筮卜看待是不同的两回事。
那么《周易》一书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呢？这正是笔者要论证的主题。
笔者认为《周易》是哲学，从其内容来看是一部政治哲学。从时间的产生来说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政治哲学。
笔者把《周易》定性为一部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政治哲学，是关于封建社会里的政治学说（这里说的封建社会是与后封建社会不同的那个西周后期的封建社会）。是为“君子”(西周分封下的诸侯、贵族)们讲述“修身、齐家、治国”的政治道理。按现在哲学上的分类，应属政治哲学。
笔者说的《周易》哲学，与古今围绕今本《周易》阐发出所谓的“义理”或“哲学”不是一个内涵。笔者说的《周易》哲学，是揭示了《周易》原创内容的真实哲学思想。所以笔者的说法与笔者前面总结的历史古今对待《周易》之说之用的三大主流都不同。但正是笔者从历史古今形式的三大主流说《周易》中所总结得出的启示与证据。
笔者即认为《周易》是哲学书，就要论证其哲学内涵。
笔者即认为《周易》不是占筮之书，就要论证《周易》为何被史巫用于占筮的成因以及八卦占筮与《周易》的混淆所批断人事吉凶的根本理路。
笔者即认为《周易》不与象数有关，就要论证象数说《周易》的历史成因与错误习成。
总之，笔者认为《周易》是一部政治哲学，是有立得住脚的充分根据的。不是空泛的一些理论，而都是通过实质的内容来摆事实讲道理。这就是要从下面一一的让事实说话，来证明《周易》是一部哲学书，而不是占筮之书。也不是古今“易学”上的那些“象数”说法。也不是古代“易学”上阐释的那种“义理”内容，更不同于今人说的“阴阳八卦”、“太极”、“本体论”哲学思想的说法。笔者所说的《周易》哲学，不是从《易传》及“易学”里求得的哲学思想。而是从《周易》原创六十四篇文章中所得出的哲学思想。是剥离了”繇题”及”九·六爻题”被改造的《周易》。笔者所得出的《周易》哲学是要从以下事实中求证出的哲学，即《周易》与“画符号”说。《周易》与占筮说；《周易》六十四篇文章译文与解说；《周易》哲学思想解读。通过这一系列的内容，以证明《周易》是一部哲学书。所以笔者的《周易》哲学是一个前无古人说法与内容。是对前人的突破与重大发现。但笔者是综合了古今各种各样《周易》说法上的启示与突破。这种突破是指“易学”上的突破，而不是《周易》上的突破。这种突破旨在恢复《周易》原创文章的本义而已，不再让《周易》神秘下去，也不在让《周易》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下去。也不再让西方人跟着我们对《周易》一书的错误认识，而误解《周易》。
本篇小结
从《周易》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由于《周易》这部政治哲学书籍，在传承过程被巫史篡改成“六繇式”(春秋文本《周易》)到“六爻式”(今本《周易》)的卜筮形式后，其后在流传的过程中便逐渐分化为两种倾向，特别是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定型后，形成了《周易》文化的两种传统。一种是发扬《周易》文辞的理性成分，视《周易》为讲哲理的典籍；另一种是继承了占筮的迷信形式，把《周易》当成占卦算命的工具。前者属于“学”（义理）的领域，即儒家“易学”的传统；后者属于“术”（数术或占术）的领域，即八卦算命的传统。这种分化，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学”的传统，始于《大象》作者，继承者孔子。孔子读《周易》，取其义理之义，继承发扬了《周易》里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孔子提倡人道，排持神道，倡导的是理性的人文思想。孔子视《周易》为改过迁善之书，认为学习《周易》可以提高人的智慧和道德境界。
帝制时期编篡的“十翼”，其中的一些篇章，既继承了先秦儒家对《周易》义理学术的传统，也继承了先秦把《周易》当做占筮工具而进行其筮术的理论，并开始使《周易》学术走向神秘化。
汉代，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称作“经学”。研究《易经》（今本《周易》加《易传》）的学问，称作“易学”。其特征是：依据《易传》对《周易》的解释，即“亦筮亦理”的对《周易》进行阐释，而“易学”越来越偏离了《周易》的本义。虽然传统“易学”使其《周易》越来越神秘化，但传统“易学”，所对《易经》（即《周易》加《易传》）探讨和阐发出道德政治学说，这一传统，从汉代开始一直延续到近代，为历代儒家学者所继承并予以发扬光大。在“易学”史上，大多数的易学家并不是对《易经》作占筮算卦的解释。
但是，自春秋（以《左传》一书记载）时期，史巫“以《周易》筮之”而联想、附会人事吉凶的神道工具，以至于至今在人们心目中烙下了《周易》是卜筮之书的印痕。
到了汉代，伴随着经学的确立，《周易》和“十翼”被尊奉为五经之首，无论上层与民间，也不再以《周易》里的文辞作为卜问吉凶的依据活动，在民间广泛流行起来，是各种“易侯”占术，而最终形成以京房的“八卦纳甲五行生克”之术为主流。从而形成了《易经》文化上的“八卦术数”派。这一派对待《易经》的态度是：一不诠释《易经》，二不研究其中所蕴含的义理，只是打着《易经》来占卦算命。在汉代，《易经》文化中的八卦算命派，已经成为一种谋生的行业，已与“经学”家是同途殊归（即打着《易》文化，而与“经学”之《易》不是一回事）。所以，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占筮一类的著作列入“数术”类，同经学和子学的著述区别开来。自汉代以来，研究《易》（即《易经》）的易学，一直与八卦筮术截然分开，两者所研究上的区别是很分明的。 近年来，在国内出现的“周易热”中是鱼龙混杂，那种打着《周易》或《易经》的旗号而行八卦纳甲算命骗取钱财的行当又沉渣泛起。一些教授、学者还撰写了一大批算命的书籍，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大批的算命从业者，打着《周易》或《易经》‘预测学’的旗号下，兜售神秘主义，宿命论，并成为街头算命先生和各种江湖术士的精神支柱，这与现代社会进步是格格不入，同时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发展，所需要的是理性与科学，而不是愚昧与迷信。 《周易》是一部政治哲学，《周易》的本义，在于哲学思想 ，而根本不是什么算命之书。应继承和弘扬孔子理性的《周易》学术传统，而抵制各种愚昧迷信行为，并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来研究和继承《周易》这一珍贵的哲学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也为其民族文化自信，应让更多的世人能够真正的认识《周易》，认识我们最早的古代里也有理性的思想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