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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内容算是一个插曲，似乎这个插曲与我们要说的所举三个示例器物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的性质用途又有什么关联呢？其实不然，通过这个小插曲意在说明，张政烺把出现在商周时期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说成是数字组合而称之为“数字卦”，无疑如同他把麋鹿角枝上的刻纹说成是数字易卦的错误说法那样。正如张政烺对“安阳四盘磨村卜骨”上的刻辞的解释说法的错误一样，那么，对于出现在“安阳四盘磨村”这一骨头上是何字，何意还没有弄清楚，又怎知这几个文字与“六联体”的符号是个卜筮的结果记录呢？对“安阳四盘磨村卜骨”上的“刻符”和“刻辞”，既不是“数字卦”和“卜辞”的说法，也不是“易卦符号”和“占筮”的结果记录。
接下来我们接着看另外两个示例器物之一：即河南安阳出土“卜甲”（即“引用资料（一）”里的“卜甲”图片）。此龟甲上既有一个“六联体”符号，又有两个文字。下面图片就是：
(因无法上传图片，故略)
这一龟甲上有一个“六联体”符号和两个字，我们从图片上看到这一“六联体”符号是两个基础符号“十”与“∧”所组成，这一“六联体”符号就是六十四画符号的早期组合写法里的一个符号而已。这一卜甲上的两个字是“贞吉”无疑，那么，这一龟甲上的“贞吉”二字与一个“六联体”符号，是否是如“数字卦”说者所认为的占筮记录的结果呢？对于这一龟甲上的“刻符”，无需多说，它既不是“数字”组合的“数字卦”，也还不是“卦符号”。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这种“六联体”的符号，就是一套符号而已，至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这套符号在《周易》成书之前（即西周和商朝时期）已作为占筮的工具使用。即使如这个龟甲上出现“贞吉”二字，也无法证明这一龟甲上的“六联体”符号是个卜筮之用的记录，因为“贞吉”二字，不是“贞卜”之意，也不是“卜吉”之意。单凭“贞吉”而字就要证明出现在这一龟甲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是个卜筮工具的记录，则是很牵强的。本身“贞吉”之意，不是“卜问吉祥”，而是希望或祈福吉祥的意思。《周易》一书里不凡有不少“贞吉”这一词语的出现。《周易》里的“贞吉”二字，其意多是“正确”的判定语，是“贞凶”（指错误结果判定词）的反义词。《周易》里的“贞”字一般是指将来、未来的意思。在甲骨文里的“贞”字，也不代表占卜的意思。即使甲骨文里的“卜”字，正如某位学者的认为：“卜”的意义应该是更广泛些，有记载、记录，甚至可以有推断、预测等全方位的意义。那么，这一龟甲上的“刻符”与“刻辞”的含义实与引用资料（六），即“陕西扶风齐家村卜骨”上出现的三个“刻符”和三句“刻辞”的用意一样。接下来我们再看所示例器物的最后一个上出现的“刻符”与“刻辞”，即“陕西岐山凤雏村出土的(h11·85)西周时期卜甲”上刻有一个“六联体”符号和五个文字的关系。下图则是这一“卜甲”摹本：
(因无法上传图片，故略)
这一龟甲上的一个“刻符”也是一个“六联体”的组合符号，无疑问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里的其中之一。只因这个“六联体”符号同样是有基础符号“十”与“∧”所组成。而这一龟甲上出现的五个“甲骨文字”如何来释文呢？最早释文为“曰：其矢□鱼”(见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 》，《文物》1979年第10期）。张政烺在《试译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里则这样说道：周原卜甲第85号，见徐锡台摹本。卦下有“曰其”二字，另一行有“□□既鱼”四字。（张政烺文集 论易丛稿 中华书局2012年版 第4页）
而今在网上看到的释文则有“曰其亡咎既鱼”，“曰其无咎既鱼（吉）”，“曰其亡咎既（即）鱼”等。可从摹本来看，应是五个字，而不是六个字。
我们认为这五字则是：曰其大既鱼。单凭这几个字很难明白是何意思，本身出土的甲骨文字，有很多还不能释读，即使所认为被释读的甲骨文字还在不断地被推翻。不过从这五字里有“鱼”来看，应与祭祀祝愿有关。上古对“鱼”具有很明显的生殖崇拜意义。从考古发现很早人们就将与鱼相似的图纹刻划在生活器皿，或祭祀工具上以寄托对生育繁盛的期望。《周易》“ 姤”文里有“包有鱼，无咎，不利宾……包无鱼，起凶”这些句子。通过本文来看，厨房里放鱼，显然是祈求怀孕生子有关。在《姤》文里“鱼”是祈福怀孕的象征。那么，这一“卜骨”上的文字无疑与祈福有关，而不是卜筮的记录。
以上通过对“陕西扶风齐家村卜骨”；“中方鼎”；“安阳四盘磨村卜骨”；“河南安阳卜甲”（即“引用资料（一）”里的“卜甲”图片）；“陕西岐山凤雏村出土的(h11·85)西周时期卜甲”这些出土的器物上既刻写有“六联体”符号，又同时刻写有文字内容的分析,均不能证明是“筮数”（即所谓的“数字卦”）与卜辞的说法；那些“六联体”符号与刻辞自然也不是卜筮的记录。既然这些“六联体”符号不是数字组合，也就不能称之为“筮数”，也就不能命名为“数字卦”，更不能称为“易卦符号”。总之，这些“六联体”的符号出现在商周时期的不同器物上还不是做为通神的卜筮（算卦）工具。并且商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多是没有刻辞出现，既有“六联体”符号，又同时有刻辞的所占比例很少。况且一次将十几个“六联体”符号刻记在一种器物上，若认为是卜筮的记录，显然是解释不通的。如1987年9月，陕西省淳化县石桥乡石桥镇一农民在取土时挖出一西周陶罐。这一“陶罐”标本时间，被认为是西周时期。此陶罐肩部饰两周弦纹，弦纹之间又用双斜线界隔成十格，其中九格内各有一个“六联体”的刻符，另一格内有两个“六联体”的刻符，共出现十一个“六联体”符号。而对于“陶罐”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用意，有研究者则这样解释：“由于双斜线界格向右倾，从视觉心理角度看，应该向右按逆时针方向确定卦序（徐锡台先生也是这样做的）。何卦为首？若从小畜卦起向右读，则十一个卦的卦名恰好构成一句祈求富贵的吉语：”小畜（蓄）否，大有夬（官），乾（钱）益大畜，解困，睽（贵）家人。” 这句吉语构思巧妙，对仗工整，前后呼应，反复表达了求富贵的愿望。我们认为，这才是古人把这十一卦组合在一起的真正用意！”（选自朱兴国《三易通义》，齐鲁书社2006年11月版）
这种解释倒是有点意思，这一陶罐上刻记的十一个“六联体”符号，却不是卜筮的记录，应是与许愿求福有关。但这是否如朱兴国在《三易通义》里所言的那样，却有待商榷。出土陶罐肩刻的十一个“六联体”符号，若是依照今本《周易》里所用的“六联体”符号比对（依照描摹的顺序），那么，这十一个“六联体”符号，就与今本《周易》里“乾”、“益”、“大畜”、“解”、“困”、“睽”、“家人”、“小畜”、“否”、“大有”、“夬”（guài)所用的“六联体”符号相同。
对于这一陶罐出土的说法是“1987年9月，淳化县石桥乡石桥镇农民吴飞在镇北取土时挖出一西周陶罐。陶罐发现于地表下3米深处,出处土质混杂,土内偶见细绳纹泥质灰陶器残片和交叉细绳纹夹砂灰陶器片。据挖掘者谈,陶罐出土时口朝上,略向西偏斜,罐内容黄色泥土。这一陶罐是否是墓葬里的随葬品不得而知，其时代一般报道说是西周时期。从陶罐上的“六联体”符号的刻写组合来看，已不同于西周前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写法，即不是以“十”与“╱╲”这两种符号作为基础符号组合成的“六联体”，这陶罐上的“六联体”符号组合写法是由 “━━ ╱╲ ”构成。虽然写法与西周前期不尽相同，但其意义完全一致，即还是那套符号而已。所以从这一陶罐上的“六联体”符号写法来看，这一陶罐的时代当是西周后期的东西。若是这一陶罐的制作时期，《周易》一书已经产生，那么，这一陶罐的制作者以《周易》里所用十一个“六联体”符号代表着十一个名称，隐喻着一句祈福内容意思，则是可能的。那么，按顺序则是：“乾（钱）益大畜（蓄），解困，睽（贵）家人；小畜（蓄）否，大有夬（国guai）”。这句话也就寓意着“钱财益多多的积蓄，摆脱贫困，富贵家族；小积蓄的不要，钱财多的应富可敌国”。虽然这只是个猜测，但淳化陶罐肩部界分为十格，刻写有十一个“六联体”符号，却不是卜筮的记录，因不可能同时为某事而十筮以上。从刻划的艺术效果来看，也不像是装饰性的纹饰。因此我们认为，淳化陶罐应是西周晚期民间使用的陶器，所刻“六联体”符号，是寓意着祈求财富的愿望。这与西周早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的用意应是一脉相承的，即属原始符号拜物教的孑遗。
在西周之前这些“六联体”符号还没有成为算卦的工具，而是被作为神秘符号崇拜使用而已。不但这一陶罐上所刻的“六联体”符号就是此意，而且还有出土的西周陶簋上刻写的图画和神秘符号以及几个“六联体”符号，也说明了这一问题。我们前面已举例过“西周陶簋图画”摹本，据报道“2002年7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为配合工程建设，在洛阳火车站以南的唐城花园发掘清理了70多座西周时期的贵族墓葬，其中一座编号为c3m434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仿铜陶簋，内壁腹部刻筮数、刻划符号和图象，时代为西周晚期”。这一西周陶簋内壁腹部刻上的有一幅图画和五个“六联体”符号以及五组无法知晓的“刻划符号”。从这一陶簋上刻写的“六联体”符号写法来看，已是有“━━”和“╯╰ ”这两个基础符号组成，这一陶簋当是西周后期的东西。而且这一刻有“六联体”符号的陶簋是出土于墓葬，作为一件随葬品，并且这一随葬品上刻写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图画和“六联体”符号以及几组神秘的刻划符号，应是与丧葬信仰有关。即象征着对死者某种寄托，犹如两汉时期贵族墓葬里的常见的汉画像石所表达着对死者的某种寄托，这当然是与鬼神迷信有关。所以这一陶簋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既不是“筮数”（数字卦）的卜筮的记录，也还不是卦符号。而是作为一种神秘符号的崇拜使用，这与崇拜神秘符号的传统有关，如青铜铭文里记载做器者对先人祭祀常与甲子符号连缀现象相同，如父乙、父丁、父戊等称号。把“六联体”符号刻写在不同器物上，无论是甲骨上，还是青铜器上，一般来说其用意是作为一种通神的媒介，以传达人与神灵交通意愿的实现。虽然卜筮也是一种人神交通的方式，但出现在商周时期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还没有演变成卜筮的工具，还不是卦符号，而只是作为一种神秘符号来运用（当然这套“六联体”符号初始只是一种记事符号而已），类似后封建时期里道教符咒使用的用意，在道士法师和巫师看来,“符”是沟通人与神的秘密法宝，画符就以为可借助神灵的力量来实现人的意愿。虽然卜筮与符咒都是通神的方式，但两者不是同一概念。所以在商代和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不是卜筮（算卦）的记录，而是做为一种神秘符号使用而已。西周陶簋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是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但象征何意，已难以知晓。北宋时期孝感出土的安州六器中一件方鼎的铭文里出现的两个“六联体”符号，同样具有明显的象征用意，但用“六联体”符号铸在鼎上寄托着何意？同样已难知晓。 从“陕西扶风齐家村卜骨”上的刻辞与“六联体”符号联系在一起来看，把这些“六联体”符号刻在“卜骨”上明显的是做为通神的神秘符号来使用，成为人神沟通的媒介。
还如包山竹简(1987年出于湖北荆门市包山二号战国楚，属战国中期。)其中属祝祷辞竹简上往往出现一组两个“六联体”画符号，这些符号无一例有反映《周易》文辞，是只字没有《周易》名称和文辞。也不反映《归藏》卦辞。在有“六联体符号”的竹简上反映的是祝祷辞，难道这些符号也能称”数字卦”吗？也能认为是卜筮的变卦符号么？凡这种认为的，均属错误的。做为巫风之地的战国楚地是在传承着一套如同神符的”六联体画符号”在使用，并做为祈福、祷祝时类似符咒在使用，如同现代的道教法师及巫医用“画符”祈病与辟邪壤灾的方法而已。
总之，商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的象征用意虽各有不同，但其性质不外是原始符号拜物教流行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