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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周易》里建构的“君子”理念
在讨论这内容时，我们先引述牟宗三先生著作里的一段话可作为承上启下内容的最好说法：“亚里士多德继之，复讲形式与材质的对分，上而完成柏拉图所开立的宇宙论，下而创立他的逻辑学。他们这种理智思辩的兴趣，分解的精神，遂建立了知识论，客观而积极的形上学——经由客观分解构造而建立起的形上学。这种形上学，吾名之曰观解的形上学(theoreticalmetaphysics) ，复亦名之曰＂实有形态＂的形上学(metaphysics of being-form) 。这是中国思想中所不著重的，因而亦可说是没有的。即有时亦牵连到这种分解，如顺阴阳气化的宇宙观，发展到宋儒程朱一系，讲太极、理气，表面上亦似类乎这种形上学，然实则并不类。它的进路或出发点并不是希腊那一套。它不是由知识上的定义入手的。它的出发点或进路是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是践仁成圣的道德实践，是由这种实践注意到＂性命天道相贯通＂而开出的”。(《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版 第十页）
牟先生这段话可加深我们对上面所讲的“八卦哲学”的认识。所谓东方的形而上学与西方古希腊古典哲学时期哲学（形上学）的内涵区别。
而中国古代哲学正如牟先生所说的“重点落在主体性与道德性”。中国哲学的重点何以落在主体性与道德性，牟先生如是说：“中国的哲人多不著意于理智的思辩，更无对观念或概念下定义的兴趣。希腊哲学是重知解的，中国哲学则是重实践的。实践的方式初期主要是在政治上表现善的理想，例如尧、舜、禹、汤、文、武诸哲人，都不是纯粹的哲人，而都是兼备圣王与哲人的双重身份。这些人物都是政治领袖，与希腊哲学传统中那些哲学家不同。在中国古代，圣和哲两个观念是相通的。哲学的原义是明智，明智加以德性化和人格化，便圣了。因此圣哲二字常被连用而成一词。圣王重理想的实践，实践的过程即为政治的活动。此等活动是由自己出发，而关连著人、事和天三方面关系的合理与调和，而要达到合理与调和，必须从自己的内省修德作起，即是先要培养德性的主体，故此必说＂正德＂，然后才可说＂利用＂与＂厚生＂。中国的圣人，必由德性的实践，以达政治理想的实践。”（《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第十一页）
中国的哲学重点何以落在主体性与道德性，牟先生自问自解不能不说是正确的。但若进一步反问为何中国的圣人必由德性的实践，以达到政治的理想的实践。显然牟先生并没有揭示出来。但这段话若真对《周易》哲学而谈再是恰当不过了，不过牟先生并不是真对《周易》的 ，而是对孔子及之后的中国儒家哲学而论其特质。然而我们可把牟先生这段话用在对《周易》哲学的认识。能够体现《周易》哲学的内涵。而《周易》哲学正是体现在“君子必由德性的实践，以达政治理想的实践”。
“中国哲学则是重实践”，这无疑说得很对。中国先秦时期政治哲学理论无疑来自于政治实践的经验，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哲学的重点何以落在“主体性与道德性”（即君主统治者要有爱民的道德情怀）。这正是下面我们要阐述《周易》哲学的重点，正是落在主体性与道德性。由主体性（统治者）从自身的内省修德（政治素养）做起而达到政治实践（即安邦治国）。这正是《周易》哲学建构的“君子”与“有孚”的理念。即培养出德性的主体（君子），而达到天下而治的政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