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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或者是“兴”，是《诗》里诗歌的基本手法，但它同时也成为中国古典哲学最基本的表述方法或表达手段。从《诗》里的诗歌到《周易》哲学，直到先秦诸多哲学，都运用的是形象比喻方法，这种思维方式在后世二千多年的帝王社会里都没有中断过。甚至在推翻“帝”制制度后的“党”制制度下，都无法中断“诗性思维”。如国民党时期：“哉中华，代有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抗战时期：“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建国后：“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产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思想。”“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亲。”这就是传统的类比思维。
传统上的类比联想思维是传统文化的话语基石。比类天地于社会政治，形成“天尊地卑”，联想到人间的尊卑有序。这就是“中国式的逻辑”，中国式的逻辑是中国几千年专制文化的思维工具。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所致呢？我们只要找出导致传统思维的成因，也就找出《周易》思维的成因。同理找出《周易》思维(即“比喻思维”、“诗性思维”。)的成因，也就找出了先秦传统思维的成因。
先秦诸多精英在实际运用中继承和发展了“诗性思维”，而且还在理论上将这种思维方式加以强化。我们不难从留传下来的先秦典籍中看到诸多精英在实际运用中继承和发展了“诗性思维”，而且还能从先秦的历史典籍(《左传》)中看到诸候国的政治家们在政治活动中，运用“赋诗言志”的春秋外交手段。但这都是思维方式的表现，这都是“果”，即“诗性思维”运用表现的结果。而不是形成“诗性思维”的历史成因。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种所谓的非理性思维方式在东方的“轴心时期”得以保持连续性，从思维方式上并没有实现突破呢？
我们可以借着张光直先生对中西古代文明转化的两种方式来认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连续性这一问题。
张光直先生在他的《老古学专题六讲》中把世界古代文明(即从史前进入文明)的不同变化方式，解释为两种方式。一种为世界式，非西方式的，以中国为代表，变化过程是连续性的。另一种是西方式的，变化过程是突破性的。
“前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连续性的，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其中主要延续下来的内容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者即西方式的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考古学专题六讲》 张光直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0年版 第18页)
那么，张光直先生说的中国古代文明延续下来的内容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连续性的重要特征。这种说法没有对“突破式”解释的那样清楚。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古代文明延续下来的内容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似乎表述的模糊不清。不过对比“突破性”解释也就能相反推出“连续性”，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并没有经过技术、贸易手段，而不造成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则是受制于自然生态的束缚，才保留了“野蛮时代”的诸多文化，社会成份延续下来。这样通过对“突破性”说法的反向推之得出对“连续性”的解释，似乎清楚明白，为何是“连续性”的。那么再进一步追问，为何中国古代文明没有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呢？而是保留了史前(或“野蛮时代”)的许多文化与社会成分呢？《考古学专题六讲》里并没有这些问题的真对性回答，但张光直在《考古学专题六讲》中的第一讲里所得出的中国古代文明转变方式有自己的路径。张先生如此说：“在中国古代，财富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通过技术手段或贸易手段。所以中国文明产生中的许多新成分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的结果，这种关系的变化，并不造成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隔绝。因此，中国文明产生之后，我们文明社会中发现了很多所谓“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文化成分的延续。”(《考古学专题六讲》第11页)
那么是否说明“政治手段”是导致“连续性”的原因呢？张先生认为“中国古代，财富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通过技术手段或贸易手段的而造成“连续性”。不过张先生又把政治手段占有社会财富归因为“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的文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考古学专题六讲》第4页)
张光直先生把中国的文明起源归结为“萨满式”的文明。认为萨满式的世界观是把世界分成天、地、人、神等不同层次，巫觋通过山、树木、龟策，也就是甲骨和八卦，各种动物、歌舞、音乐、药这些通天地工具跟天地鬼神之间的沟通。天与地的沟通就是为少数人所独占。是获得和占取政治权力的重要基础，是中国古代财富与资源独占的重要条件。总之，因“萨满式”的文明导致了中国古代、财富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才使中国文明产生之后延续下来史前的文化成分。张先生又举例出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古代城市以及文字都保持了连续性。(见《考古学专题六讲》第一节)这些都归因于“萨满式”的文明。
那么，什么是“萨满”呢？
“国内外萨满教研究者普遍把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巫术宗教遗迹当作萨满教的早期例证。在这个意义上，萨满教和人类早期宗教具有相同的内涵，它等同于一般学者所说的原始宗教。
萨满教是原生性宗教。萨满教不是创生的，而是自发产生的。其历史中或许有非常著名的大巫师，但却没有明确的创教人，其主要的信仰与祭仪在氏族、部落、民族社会中，自发形成，代代相传”。(孟慧著《寻找神秘的萨满世界》前言)
萨满文化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它最突出的特征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的祖先崇拜。萨满信仰是天地鬼神无所不拜，透过跳神仪式，神鬼附体，以驱魔、请神、祛厄、医病。中国东北是萨满文化的母源地之一。萨满式文明是以巫术为特征的广义萨满信仰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特征广泛存在于中国乃至世界各民族中。张光直先生以萨满式文明解释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模式，似乎言不尽意。把古代中国文明形成的模式认为是巫术宗教因素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这似乎是把“果”当作了“因”。况且世界各民族都出现过“萨满式的文明”，包括希腊民族。但西方能够形成“突破性”，从神话世界中突破出来，却如张光直先生的说法。而中国保持原始文化与思维方式的连续性，是否是由于萨满文化(即巫术宗教)起了决定作用呢？因巫术宗教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而决定意识形态的根本因素，并不是意识形态本身。即宗教并不是社会形态的最终根本动因。但张光直先生的中西文明起源两种模式学说，既具有独创性，又有可比性。他的《考古学专题六讲》里的前两讲，介绍了西方学界解释人类文明起源的几种理论模式，并藉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为何形成连续性，却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而对于张光直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化是所谓萨满式的文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说法本身没有错，中国三代(夏、商、西周)时期确实是萨满式文明。犹如维柯关于人类文明三个时期划分中“神的时代”那样，只是个称法有别。中国古代文化的连续性的根本动力因素，不是萨满文化，即古代文明保持了原始文化的成分，并不是萨满文化所致。萨满文化本身也是“果”，如同生产工具，文字，等同属“蒙昧时代”文化成分的延续内容。萨满式文明不是中华民族的特有现象，而是世界各民族文明初期的普遍现象。不过这种现象在“轴心时期”或可称为“转型时期”，中国与西方却走向了不同的路径。中国的萨满文化，确实在“转型时期”后又得到了延续，至到中华民国时期。而西方(欧洲)的萨满文化不但从理论上，而且从“社会事实”上进行了彻底的清洗，即希腊的哲学排击了巫术，彰扬了理性。更重要的是欧洲中世纪的“一神教”，对巫术文化进行了残酷的清洗。这就是韦伯所说的“祛魅”过程。中国的“轴心时期”，即先秦也经历了一场“精神运动”，同样对巫术(萨满)进行了排击。但先秦与希腊哲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及方法都有所不同。对后世的影响自然也是不同的。东西方“轴心时期”后转变的最大不同，西方出现了“一神教”，以教义统领社会。中国则出现了专制的“大一统”，以儒家思想统领社会(犹如把儒学变成了儒教，或“国教”)。从意识上，一种是追求“彼岸”的，而一种是追求“现实”的。由此中国继承并发展了原生的宗教巫术。而东西方进入到近代时期，欧洲进行了第二次“精神运动”(或可称第二次“轴心时期”)即“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推动了欧洲社会新的转型。中国相比则完全不同于欧洲“轴心时代”后的路径。为何是这样，自然各自文化的背后，有其促使形成的因素，其因素也不是单一的一种理论模式所能揭示的。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马克思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对认识西方式的社会的发展史，也许是一种科学的方。而对于“世界式”，即“中国式”，非西方式(按张光直先生划分法)的社会形态，也许就不能套用，应更辩证的去看待。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变革的终极因素。而亚洲某些国家的社会事实，说明这种论断并不具有普遍的规律。日本生产力发展后走向军国主义，二战后在美国意识文化观念的强制下，却进行了社会改造。二战后的南韩与北朝鲜，一个半岛上出现的典型“社会事实”，正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文化下铸塑出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