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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正本清源话《周易》
第三章:《周易》性质说
第一讲:先秦时期对《周易》一书的性质说法
第一节:春秋时期
1、《左传》一书里记载春秋时期对《周易》一书进行“筮之”与“引用”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运用及义理阐释《周易》的开始
已知《左传》里记载用《周易》一书的文辞当占辞以筮之，而在《左传》里同样又有另一面的记载，即把《周易》当作如《诗》、《书》那样的性质来看待，来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做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物的道理，是与史巫筮卜完全是不同的认识，这应是不争的事实。
如《左传·宣公十二年》“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执事顺成为藏。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藏，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
在《左传》里还涉及到对《周易》一书的评论。这是继用《周易》筮卜和引用《周易》为义理之书现象的另一种现象，也是史书里最早记录论《易》（指《周易》）的内容。这也是《传》外《周易》学的内容。即春秋时期开始的“易学”(《周易》学)，就是以“象”释《周易》，即“象易学”。还没有把《周易》改造成“六·九”爻数形式，还不能称“象数易学”。“象易学”，即是以“三联体”符号(或不称八卦)的取象来解释《周易》而引出一番义理。
如《左传》里的“雷乘乾曰大壮”。这种说法类同《易象》（即“大象传”）里的说法，而《易象》在解释《大壮》时说：“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弗礼勿履”。这“乾”取象为“天”。“雷乘乾曰大壮”与“雷在天上，大壮”其说法应是一样的，这都是春秋释法，即春秋以取象释解《周易》的一种方法。
《左传·昭公二年》里记载，韩宣子适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并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属春秋后期，这时的孔子还是小孩子（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这个时期是理性思潮进一步上升的时期，也是将孕育一个伟大人物成长的时期，也是筮术迷信逐步走向衰微时期，也是上层人士理性看待《周易》一书，使《周易》恢复义理文本化的时期。这韩宣子所见到的《易》“象”，并不是一些学者认为的《周易》卦象，应是指解释《周易》一书的学术文章，即“大象”。由《左传》来看，早在春秋初期，就有史巫用《周易》筮卜，《周易》一书在韩宣子所见《易象》之前，并非是罕见之物。韩宣子所见到的《易象》与《鲁春秋》表现出的惊讶，说明他见到的《易象》并不是指《周易》一书，也不是史筮的八卦取象；应是以义理解释《周易》最早出现的学术文章，即“大象”一文。才会使韩宣子感到惊奇，才会说出：“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无疑把所见到的《易象》与传说中的周公之德，与周人推翻殷纣建立周朝的政治挂起钩来。也说明《易》“象”是讲义理（政治理论）的文章(《大象》正是通对《周易》内容的符号取象与文辞，而阐发出君子之治的政治道理)，也无疑的间接的说明《易》是周公之德与周王天下的道理有关，韩宣子决不会认为《易》是一部占筮书，若认为《易》是筮书，就不会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说明在韩宣子眼里，《易》与《象》都是讲义理的书。
故韩宣子见“易象”而说的话，是间接的议论《周易》是一部义理之书。
(注:无论韩宣子所观到的”易象”，是不是《易传》里的”大象传”，都无妨”大象传”已是一部独立的”君子论”，也属最早的《周易》学术文章。)
到《昭公十二年》又出现了子服惠伯对《周易》的说法。《左传·昭公十二年》里记：“南蒯之将判也……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这里记载的可以说是子服惠伯对《周易》一书发出的一套新诠释，这子服惠伯对他人用《周易》一书占筮的说法，可以说是代表了春秋后期社会新思潮下的新理论。惠伯也学过《周易》，认为虽筮出“元吉”，但事情的结果则应是“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的道理。并且惠伯对《周易》的“黄裳元吉“，可是从义理角度进行的阐述。
除《左传》史书以外，在春秋后期还产生出来了一个伟大的人物，就是大思想家孔子。孔子可以说在中国思想史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没有全面解读《周易》一书的实质内容与性质时，孔子占有了中国哲学史上的第一的位置。孔子是继《周易》作者之后产生的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老子被传说的比孔子年长，而留传下来的《道德经》也叫《老子》，是战国后期人假托老子之名而创作的一篇政治论文。那并不是传说的那位老子所作的。传说春秋时期的那个老子，有无其人还说不清楚，自然那个老子，还列不到春秋时期思想家之榜上），所以春秋时期唯孔子一人，是伟大的思想家，没有第二人。正因《周易》一书的哲学思想没有正确的释读，反而被史巫庶蔽，孔子才坐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宝座的位置上。而真正能够做到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位哲学家宝座上的人应是《周易》作者，这是后话，此不多谈。
2、孔子对《周易》的看法
那么，在春秋时期里产生的大思想家孔子，又是如何看待《周易》一书呢？孔子是一位述而不作的思想家。反映孔子思想的是《论语》一书。此书是孔子弟子在孔子死后而编撰成册的，记录了孔子生前的言论与思想。可《论语》一书里很少反映对《周易》一书的论述，《论语》中只有两处涉及到《周易》。
第一是《论语·述而》里这样记录：“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里的“易”，是指《周易》一书。
史料上记载孔子对《周易》一书的学习研究是在晚年时期。《史记·孔子世家》里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通过《论语》里记载孔子说的那句话来看，孔子是十分看重《周易》一书。但这句话应如何理解呢？而现代的通行本《论语》一书里，一般是对这句话的译文是：“孔子说：多让我活几年，从50岁开始研习《易经》，便可以做到没有大的过失了。”或是：“孔子说：‘再给我增添几年寿命，到了五十岁学习《易经》，就可不犯大的错误了。”
我们认为现通行本《论语》里的译文，是没有正确理解孔子那句话里所表达的真实含义。除“加我数年”的译法没有异议外，而不能把“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理解成“五十岁开始学习《周易》，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了。”难道孔子“相多活几年，到五十岁学习《周易》就可以无大过错了”。这种说法是不符合逻辑与事实的，这种表述也不符合孔子的实际背景。难到孔子在40多点的岁数时，就感觉将要死亡了吗？就发出叹息，想多活几年，到50岁学习《周易》就没有大的过错了。这即不符合孔子的年龄活动背景，也不符合表述事情的逻辑性。而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从《史记》里所看到的是“孔子晚而喜《易》”，而公认孔子是出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活了七十三岁去逝的。《史记》说的“孔子晚而喜《易》”，应当是晚年，这是符合孔子的活动史实。并且《史记》并没有说“孔子中年喜《易》”，若理解成“五十岁学《周易》”就与《史记》里的记述“孔子晚而喜《易》”不相符了。那么，五十岁能称晚年吗？显然是不能称作晚年的，孔子晚而喜欢上《周易》，应当是在70岁左右（与六十几岁返鲁的背景是符合的），才重视与研究《周易》的，才突然发现了《周易》的价值，但已感觉寿限临近，才发出那样的叹息，以一种乞求上苍的口味说出“假如让我多活几年”的这种话来。
那么，把“五十以学《易》”，应理解成“五年或十年的时间而学习《周易》才是正确的”，而对“可以无大过矣”，也不能理解成“就可以不犯大的过错了”，根据前边的文章，这“可以无大过矣”，不是指自身行为上的问题，而是指在学习《周易》一书的思想内容上不会出现大的错误认识。这才符合上下文句表述的逻辑性，也正符合《史记》里的“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的说法。这《史记》里的说法，不正是对《论语》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最好注脚吗？而不是指“五十岁开始才学习《易》，才无大过错”。那么，十岁，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开始学习《周易》难道就会有大过错了吗？显然孔子表述的“五十以学《易》”是指“五年至十年的时间而学习《周易》一书的内容。这“五十”数词连用在先秦古籍书里，也是非常普遍的用法。如《诗·召南·小星》“彗被小星，三五在东”。又如《左传·襄公八年》：“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这里是指三至五个星和四至五年，不能理解成“35个星，还45年”。正如《论语》里的“五十以学易”，无能理解成“五十岁开始学《易》”。综合而看，《论语》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真实含义是：“假如，让我多活几年，有五至十年的时间学习《周易》，就可以对《周易》一书的思想内容不会出现大的错误认识了。”这才符合孔子晚年才开始重视《周易》一书，而感觉学习的晚了，就感叹能多活几年的话，就会对《周易》一书学习透彻了。这也透出了孔子是不可能做《易传》的，因为孔子晚年才喜欢上《周易》，自感觉时间不够，还不能够把《周易》学习理解透彻，这也符合《史记》里记的“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的说法（“让我多活几年，要是这样，我对《周易》的文章和义理就能充分掌握了”）。
《论语》里记录的孔子对《周易》的说法，说明《周易》一书是在孔子晚年才引起重视，认识到《周易》一书的价值，只是已感到没有了时间学习，假如能多活上几年，用上五至十年的学习功夫，就能把《周易》的思想内容吃透了。
孔子如何感叹呢？说明世面流传被史巫卜筮用之的《周易》，已让孔子起了疑问。也表明了孔子已经认识到了《周易》一书的重要性，也表明孔子已经发现了《周易》一书不被人们发现的东西，才有这样感叹与说法。
那么，孔子发现了《周易》一书里什么东西了，这在帛书《易传》佚文里，有详细的记述，这留在后面再说。
而《论语》一书里还有一处涉及到《周易》里的句子及对《周易》的说法。
《论语·子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这段话里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出自《周易·恒》篇内容。
在孔子眼里，《周易》一书如同《诗》、《书》那样是理论书籍。孔子引用《周易》里的“不恒其德，或承之差”，是用于阐明事理，增强论说的理论性。
孔子这里的表述很清楚，先引用南方人的常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又进一步引用《周易》里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说明的是人应有“恒德”，即长久应保持道德准则的意思。这里孔子主要表述的是人应长久都要保持道德准则，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孔子在表述人要恒守道德，似乎突然冒出个“不占而已矣”说法，又是什么意思呢？若按那通行的译法，就成了“孔子说：‘没有恒德的人就不必占卜了’”。也就使人联想到这说法与子服惠伯的说法相同，把《周易》用于占筮是附有条件的，即有“信德则可”，“《易》不可占险”的换个说法而已吗？就认为孔子说的“没有恒德的人就不必占卜了”，相反“若有恒德的人就可以去占卜了”，这种理解就大错特错了。孔子说的“不占而已矣”，而与子服惠伯的说法是有着不同的含义，应是质的区别。
那么，孔子说的“不占而已矣”的实质内涵与真实意图是什么呢？
“不占而已矣”反映了孔子对《周易》一书重要的认识突破。这既涉及到对《周易》一书的性质认识问题，又是关系到社会意识形态里道德建设与传统巫术占卜信仰的辩论关系问题。所以要理解“不占而已矣”这句话要结合前文的两个引用，通篇去分析认识，才能体会到孔子的真意图。孔子通过两个引用，而得出“不占而已矣”目的，是强调人要守恒德，就不会遭受耻辱，若能“恒其德，还用占卜吗？”这就是逻辑关系。人有了道德观念做行动的准则，还用占卜预知吉凶吗？当然没有必要了。心里时常装着为他人奉献的信念，当然就没有必要考虑什么得失了。这不正是“不占而已矣”的真实含义吗？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孔子强调恒德，即道德建设，正是排击巫术占卜的根本法宝与武器。这里的“不占而已矣”不能理解成“有德可占，无德就不要占卜了”的那种错误理解。
孔子好《易》而得出的真实心得体会。道德彰显了，占卜也就停止了。
通过《论语》一书里反映的孔子关于《周易》的两例重要资料文献的解读，已清楚的看到孔子对《周易》一书的认识观，即与同时代的史巫不同，也高出当时一般学者的认识水平，也是在当时认识《周易》最前沿，最理性，最进步的思想学说。
《论语》里的两例涉及到对《周易》一书的看法内容，即前后没有矛盾冲突，而表述的思想又是一致的。正是反映了孔子晚而喜《易》的真实写照与真实读《易》（《周易》，即春秋文本《周易》）的心得体会。可这涉及《周易》一书的两例子“子曰”，既没有引起后人的重视，又被后儒者所歪曲了孔子对《周易》的说法。而把《易传》罩在孔子头上，而《系辞传》对《周易》亦筮亦理的说法，变成了孔子的言论，从此遮敝了历史上那位真孔子，把孔子变成了后封建社会里的统治需要而塑造成偶象圣人的孔子。从此也遮蔽了《周易》一书的真实思想，把《周易》变成三位一体“圣人”作的《易》经内容，并成为后封建帝王专政里的意识文化上的活水源头。
通过《论语》一书里两例子“子曰”的分析，已知在孔子的眼里《周易》就是讲义理的，虽然孔子没有直说《周易》是什么性质的书，但无疑孔子眼里的《周易》就是义理之书。
好在二千多年后，几十年前考古发现了地下资料，涉及到孔子对《周易》一书的重要言论，也证实了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的那些说法不虚；也证实了现代人对《论语》里孔子论《易》（《周易》）没有正确的理解。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考古出土了帛书《周易》与《易传》(出土的随葬纪年木牍已知，该墓葬于汉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说明帛书《周易》与《易传》是公元前168年做为墓主人随葬品下葬的)。帛书《易传》与今本《易传》里篇目，篇幅有所不同。帛书《易传》里没有《彖》、《象》、《文言》传。而今本《易传》里没有帛书《易传》里的《二三子问》、《衷》、《要》、《昭力》、《穆和》这些篇名和其中的一些内容，而有些内容却出现在今本《系辞》里。这些不见今本《易传》内容是秦汉之际《易传》的佚文。
帛书《易传》里的《二三子问》记录了孔子和学生的问答；《衷》文里的内容一部分出现到今本《系辞》下里；《要》记载了孔子“老而好易”和回答学生提出关于《周易》一书性质提问；《昭力》、《穆和》记载了昭力，穆和等人向“子”问《易》的内容。
帛书里有《系辞》，但没有今本里的“大衍之数”，也没有今本里“系辞下”里的一些内容，但今本“系辞”下里所没有的内容出现在帛书《要》文里。
在出土的帛书《易传·要》篇里记述了孔子老而好《易》，而学生子贡对孔子老而好《易》的行为提出质疑，由此产生了对《周易》一书性质看法的一场辩论。子贡是孔子的一个重要弟子，在《论语》一书里也出现过不少子贡与孔子的对话。
我们且看帛书《要》文是如何记述孔子老而好《易》及与学生质疑其好《易》时的辩答。
帛书《要》里有这样一段话：“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贡）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悳（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智）谋远者卜筮之蘩（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緡行之为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榘方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子贡曰]：‘如是，则君子已重过矣。赐闻诸夫子曰：‘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子曰：‘校哉，赐！吾告汝《易》之道，良[筮而善占]，此百姓之道[也，非]《易》也。夫《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之，[非文王]之自[作《易》]，予何[知]其事纣乎？’子贡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从《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巫卜筮其后乎？”（见廖明春《帛书周易论集》第389页）
《要》文里的这段话，可是反映孔子晚而好《易》而产生的突破性的认识上最珍贵文献资料。再一次印证了《论语》里记述孔子对《周易》性质看法的一致性。只是《论语》没有反映的如此详细及观点分明。孔子旗帜鲜明的表述了自己对《周易》学习及性质的看法，是与史巫不同。
《要》篇是《易传》的佚文。《要》篇反映的内容，体现了孔子后学者对孔子重视《周易》一书以及发现《周易》一书的真理的追记与传播。但这些反映孔子对《周易》一书老而如此的喜观学习，并且如此的详细记述孔子对《周易》一书的看法与定性，却不见于《论语》一书，这是什么道理呢？可能是孔子的弟子认为《周易》(因春秋时期史巫曾用春秋《周易》文本卜筮)是史巫的卜筮之书，就是老师孔子看出了什么，也不能记录到《论语》里。
在孔子的生活时代或《论语》编撰的时代，作为筮卜上运用的“八卦”，并结和《周易》里文辞当筮辞，这种现象是不会消失的。虽然战国走向理性认识世界的时代，但早期史巫用《周易》筮卜，在学者心头的阴影不会消失。若没有对《周易》一书深入学习和考辨研究的人是难见到《周易》一书的真理所在。显然孔子老而好《易》是真实的，好《易》达到痴迷的地步，能不发现《周易》一书里本不是史巫所用的那种说法性质，才能够如此旗帜鲜明的表述自己的观点，“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
《论语》一书所涉及到孔子对《周易》一书说法，虽不像帛书《要》文里如此那么详细，但同样体现了孔子对《周易》一书价值的取向，完全是与巫史相背的，孔子眼里的《周易》就是一部义理之书。这是孔子幸运生活的时代，也是时代的召唤，才能造就出伟大的孔子，那是有了孔子思想生长的气候土壤。在孔子孩童时期里已产生了“易象”，这是在《周易》一书义理上发展出一篇“君子论”，也奠定了孔子“君子”道德政治理念的形成（《论语》的君子论述很多，但“君子”论不是孔子首创的，而是《周易》一书首创，继之是“易象”，即“易大象”文）。
在《左传》一书反映了春秋后期上层人士也常把《周易》看成义理之书而直接引用来说理。这是发生在孔子之前的时代，所以对《周易》作义理认识也并非孔子之首创，只是孔子继承了前人的这种理性思想，也逐步形成了孔子对《周易》的认识观。加之晚年孔子好《易》才有新的突破，才有了对《周易》本质的看法，才有了《论语》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真实写照。但就这么一句话，可后封建社会后期里的儒家学者，并不认为这《易》是指《周易》的，也对司马迁《史记》记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的说法怀疑，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孔子是不会喜欢《周易》的。那些文人学者把“五十以学《易》”里的《易》作“亦”解。因帛书《易传》的出土，《要》文里孔子与学生子贡的辩论，才证明了孔子晚年喜欢上《周易》是确实的，《论语》里的说法也是真对《周易》一书的，也证实了司马迁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帛书《要》的考古发现，给人们认识孔子对《周易》一书的性质看法提供了正确的史料价值，也为人们从新认识《周易》一书的性质提供了珍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