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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先秦”易学”评论
——《周易》一书在先秦时期形成的”易学”派别
第一章
由《左传》一书反映人们最早对《周易》的运用,也反映了先秦”易学”流派的雏形
第二讲:评《左传》一书记载史巫错“以《周易》筮之”的历史成因
第六节
通过以上讲述,已知《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商朝就出现了,并且《周易》所用那套符号时还不是卜筮工具。《周易》所用只是做为六十四篇文章排序符号而已。并且我们通过《周易》原初文本内容,已知讲述的是君子治国道理,也不是卜筮之辞。
那么,为何在春秋时期的史巫眼里却把《周易》当成卜筮(算卦)来用呢?
关键是《周易》一书所用的那套符号造成史巫认识上的错,并埋下《周易》为卜筮之用的祸根。这原因的根本是与传统上占卜的习俗有关,因占卜在春秋及前均是一项”国之大事”。
从考古发现商代王室所用大量的甲骨上的占卜辞。是商王朝用龟甲和骨头占卜所刻记在甲骨上的一种卜辞记录。学者通过对出土的甲骨文进行研究,发现占卜的内容涉及面很广,占卜成了整个国家事务的重要活动。
占卜源于蒙昧,万物有灵又是先民的普遍信仰。占字最初的含义是,巫师卜问,观察神迹,并将内容刻在兽骨上作为记录。卜字的含义是,火灼烧兽骨后所得到的裂纹。
占卜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传统信仰,在《尚书》里的“西周书”中记载着西周初期周王朝还在用龟卜。周公用龟卜武王的病情和卜洛邑的宫址。
《尚书》里的”西周书”记载采用占卜的事件记载,《诗》里西周前期的诗歌也反映占的内容。
特别《左传》一书里有详细记载了春秋诸侯运用占与筮的例子。
我国历史上巫与卜是渊源流长。
在原始时代,人们认为的是万物有灵的,天人是相通的,而巫师是天通的代言人。
巫师或后称的史巫通过龟甲兽骨的钻洞烧灼产生的列纹(所谓”兆”),由巫师看出所谓占卜兆示的”天机”。
《左传·哀公九年》里记载的一占一筮案例详细:
“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史赵曰:‘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郑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郑则不吉,不知其它。’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
我们把这一段内容译成今文来读一读。
“晋国的赵鞅为救郑国而问卜,得到水流向火的兆示。这占卜者是史赵、史墨与史龟三人。
史龟说:‘这叫做阳气下沉,可以发兵。利以攻打姜氏,不利攻打子商。攻打齐国则可以,攻打宋国就不吉利。’
史墨说:‘盈,是水泊名称,子,是水的方位。名称方位相当,不能触犯。炎帝是火师,姜姓是他的后代。水能胜火,攻打姜姓就可以。’
史赵说:‘这兆示叫做河水溉满,不能游泳,郑国正有罪,不能救。救援郑国就不吉利,其它事情就不知道了。’
阳虎用《周易》筮之,得到《泰》之‘需’,而说道:‘宋国正在吉利的时候,不能与他为敌。微子启,是帝乙的大儿子。宋国和郑国是舅舅与外甥的关系,福祉是爵禄,如果帝乙的大儿子嫁女儿,而又有吉利的爵禄,我们哪里能够吉利呢?’于是晋国就不出兵救援郑国。”
《左传》里记述的这一占一筮例,是发生在春秋末年。其背景是,赵鞅(即赵简子),春秋末年晋国的卿,后在晋卿内部争斗中,逐步掌握权力,奠定了以后建立赵国的基础。哀公九年(公元前481年,第二年进入历史上划分的战国的时间段)是春秋与战国交替时期。诸侯国间已然是战争不断,这年齐国要攻打鲁国,春上齐国派人到吴国辞谢出兵,而吴国并没有马上出兵。这时郑国有一位宠臣要求取得封地,可是已没有地方可以分封给他。这位宠臣提出了一个方案,取之于外国,郑国国君就答应了这一主张。所以郑国出兵包围了宋国,目的是要掠夺土地。郑宋两国开战,但郑国却吃了败仗。到夏季,楚国出兵进攻陈国,宋国又出兵攻打郑国。到了秋季吴国为了防御楚国的进攻构筑城防。这时晋国的赵鞅,也想参加到战争的行列之中,想出兵救援郑国。在出兵救郑一事上,先用占与筮结合来看”神示”出兵的吉凶。这就出现了先用龟占后用筮这两种问神形式,看出兵的吉凶后果。
郑国挑起战火,反而吃了败仗,又被宋国出兵攻打着。为何晋国要出兵救援郑国呢?春秋末年,晋、齐、楚、秦、宋、吴、鲁都是大国,也都想争霸于诸侯。而像陈、郑、蔡等属于小国。郑国是在晋国的南面,楚国的北面,是在两个大国之间。宋国又在晋和郑国的东面。现在宋国进攻郑国,若郑国有危险,晋国就会暴露在楚宋两个大国的前面,从战略上对晋国来说是不利的。郑国有危险的话,对晋国来说这叫唇亡齿寒。所以晋赵鞅要考虑出兵救援郑国。但在迷信的国度里,人们并不相信自身,即不相信自身的判断思维能力,而相信神灵。按贯例遇事先占卜,听信于鬼神的说法。赵鞅就让先用占卜,出现的兆示是“遇水适火”。
《左传》里并没有交待是用乌龟还是什么骨头占卜,也没有交待占卜的过程方法,这些都省略而没有记载,只记载的就是“遇水适火”的说法。大抵这不外是龟占,经过宰杀,烧灼,看甲壳上出现了纹路。史巫就从龟甲上出现的纹路看所谓神的兆示。但那些纹路像什么是有巫史的认为了。
这一次却烧灼出的是“遇水适火”兆示。在《左传·哀公二年》里就曾记载,赵鞅听从阳虎的计谋,要袭击郑国人护送着齐国人运送给晋国范氏(与赵鞅同为卿的地位)的粮队。也是在出兵前要看占卜是个吉凶如何?来决定是否出兵。可是那此确把乌龟壳给烤焦了。这说明用龟来占卜,是把龟甲放到火上烧烤,看出现在甲壳上的纹路变化,有巫史来判断出所问事项吉凶的所以然来。
赵鞅这次要出兵,是要救援邻国郑。也是先用龟占来卜问吉凶,不过这次巫史把握着了火候,烧烤出了像“遇水适火”的兆纹来,赵鞅就问专业搞占卜的卜史。三位卜史分别通过“遇水适火”的兆纹煞有介事与出兵援郑之间做出行与否的回答。
总之,《左传》里记述赵鞅想出兵援郑的计划被龟筮否决了,赵鞅听信了身边的高参与谋士的龟占与筮卜的说法。
在诸侯间不断争战的春秋末年之间,诸侯国上层人物还在用龟甲占来决定国之大事,可想占卜在历史上的影响力。
历史上从甲骨卜,到蓍草卜,再到符号(八卦符号、干支、甲子符号)卜,是个不断演变过程,但最终至于符号卜,传承于后世与今天,并淘汰掉甲骨与蓍草卜。
虽然在《周易》成书时所用那套符号还没有演讲成卜筮之术上的工具,但不可否认在《周易》成书之前(考古上发现)那套符号却用于通神的另一种媒介。同理那套符号在《周易》(西周后期产生)所用之前与之后(至战国中期)某些地区里与占卜所用的龟甲和蓍草作为通神的媒介工具是一样的,只是那套符号还没有演变成新型的卜筮符号工具而已。故随着巫术形式也在不断的演进,那套神秘符号在史巫手里被改造成卜筮工具也就易如反掌,并不是什么难成之事。用符号卜筮也是史巫在巫术史上的一项”发明”,如同后来的干支与六十甲子符号不都变成卜筮的工具么?
史巫见《周易》一书里的一套符号而错误地改造成符号卜筮工具,并用《周易》文辞当卜辞而用之。
从《左传》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均离不开那套符号来做为卜筮工具,否则”筮之”就寸步难行。若没有那套符号作为卜筮上的工具套子,就无法装进所谓的卜筮卦辞,也就得不出所谓的”神示”的吉凶卦辞。
有了那套符号为卜筮工具,卜筮起卦才能得出所谓”神示”某卦里的某卜辞,也就去用那所谓某卜辞比类、联想、附会人事上的吉凶所以然。
这本是《周易》一书所用的文章排序符号,而被史巫改造成筮术工具后,并从那套符号衍生出八卦取象比类人事吉凶。若按春秋筮法,不但把《周易》文辞用于卜筮,而且就是把《诗》、《论语》、《老子》分割装进六繇繇题里不也一样比类附会人事上的吉凶么?即在史巫眼里只要装进那套符号里,一样用于卜筮人事吉凶。
我们可从《左传》记载的筮例中,完全明白史巫用《周易》筮之,是由那套符号错把《周易》改造成筮书之用的错误结果。史巫在卜筮时的起筮时完全离不开那套符号,并且断筮(现叫断卦)也主要是运用符号里的八卦取象。而《周易》里的文辞已知是讲述的君子修身、齐家、治国上的道理,也不是讲问卜财、官、寿、运、雨、晴等语。
我们且看《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独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于上。故曰,其在于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
我们先用现代的话把这段话译出来,便于理解:“陈厉公是蔡国女人所生,所以蔡国人杀了五父而立他为君。生了敬仲,在敬仲年幼的时候,有一个成周的太史带着《周易》去见陈厉公。陈厉公让他卜筮,卜得的是《观》里的“否”繇辞。周太史说:这就叫做‘出聘观光,利于作君王的上宾’。这个人恐怕要代替陈而亨有国家了吧?但不在这里,而在别国,不在这个人身上,而在他的子孙。光,是从另外地方照耀而来的。“坤”是土,“巽”是风,“乾”是天。风起于天而行于土上,这就是山。所以说,‘出聘观光,利于作君王的上宾’。庭中陈列的礼物上百件,另外进奉束帛玉辟,天上地下美好的东西都齐备了。所以说,‘利于作上宾于君王’。还有等着观看,所以说他的昌盛在于后代吧?风行走最后落在土地上,所以说他的昌盛在于别国吧?如果在别国,必定是姜姓之国。姜是太岳的后代。山岳高大可以与天相配,但事物不可能两者一样大,陈国衰亡,这个氏族就要昌盛吧?果然,陈国第一次被楚国灭亡,陈恒子就开始在齐国兴盛起来。后来陈国再次被楚国灭亡时,陈成子就取得了齐国的政权。”
这是《左传》里出现的第一筮例,从这一筮例中所讲述了一个历史故事。而从这一筮例中透出了叁个信息。一,在春秋时期,《周易》在成周太史的手里是被当作筮卜之书运用了。第二,虽是把《周易》一书用于占筮,可从断筮(当时还不称“卦”)上是用六十四画符号的某一“六联体”符号的上下“三联体”符号(后来被称之为的“八卦”符号)以及“繇题”里出现的“六联体”符号的取象来‘推演’人事吉凶的。这说明已把《周易》一书里所用的符号,名称派生出了八种取象的卦学内容,并且把《周易》一书的内容变成占辞运用了。第三,这个时期把《周易》变成筮书之用,还没有附会上阴阳,五行生克内容。只是八种取象,即天、地、风、火、水、泽、雷、山。并将这八种物象分配到三画一组(即“三联体”符号)的那八个符号(即八个“三联体”符号,后称的“八卦”符号)里。即所谓的“八经卦”,而重叠出六十四别卦的“八卦”筮术。(虽然《左传》里记载的春秋前期筮例并没有出现“卦”还“八卦”说法)若占出某一卦,就看那一卦画符号的内外所属“八卦”里的卦象来比类、联想、附会所要问的吉凶结果来。这第一筮例倒是为一诸侯的儿子算前程,并且一算,算出了八辈子以后的事情。
从这一筮例所出现的内容说法,我们看与《周易》一书有关和无关的都有哪些:有关联的内容,其一,“六十四画符号”(即后来演变所称为的“六十四卦符号”)《周易》一书里确实有,但已知不是《周易》里始创。《周易》一书中所使用“六十四画符号”时,六十四画符号并不是筮术上的专用符号。其二,筮出的〝《观》之“否”〞这种称法里的这两个名称,本是《周易》一书两篇文章里的名称(但此处称法,已不是所谓的两卦名称,“否”是所谓《观》里的“繇题”名称,这是“春秋《周易》文本”的结构所称法),而被八卦筮术所借用。其三,筮例中的那句话“观国之光,利于宾于王”,这确实是出自《周易》原创一书,《周易·观》篇文章内容,有此句内容,但不是占辞,而是《观》篇内容里论述政治道理的组成部分。这三项内容算是与《周易》一书有关联的。
那么我们再看这第一筮例,在解卦时运用的内容与《周易》不相关联的东西。其一,断卦时出现的“坤是土”,“巽是风”、“乾是天”、“山”这些内容不是《周易》一书里的《观》之“否”里的内容。其二,断卦时所用的“土”、“风”、“天”、“光”、“山”这些内容是来自于“八卦”取象,“八卦”是从“六十四画符号”与《周易》一书所用的六十四名称中派生出的筮术语,与《周易》一书内容不相干。其三,更主要的是起筮(卦)方法,不与《周易》有关。所以“八卦”筮卜中的起卦与断卦的两个重要环节都是与《周易》不相干的事。所与《周易》相干的,是史巫把《周易》一书变成六繇式的占辞,而用于筮卜了。《左传》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所依据的是“春秋《周易》文本”进行的筮例,已是将原创《周易》篡改成“六繇式”的卜筮之书。
但这一筮例,没有交得周太史起筮过程,即没有交得如何起筮而得出〞‘《观》之“否”〞的。但《左传》里记载了筮出的是〞《观》之“否”〞。而周太史一断就断了个八辈子的事情吉凶来。那么周太史是如何推断的呢?周太史就是用的“八卦”取象(《周易》里并没有这种说法)。
我们已知春秋《周易》文本,不是以“六·九”数字来做《周易》里的每篇题目。春秋《周易》文本,还没有被巫史改造成爻称的结构形式。但春秋《周易》文本,在巫史手里一样可用蓍草起筮,即按照“大衍之数”(《易传·系辞》里起卦说法)起卦法,一样的起出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里的某一“六联体”符号,才能得出所谓某卦里的卜辞,才能断所卜筮事项。
《左传》里的第一筮例,所得出“观之否,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句繇辞的话。
首先是用蓍草来起筮(后称卦),是在揲蓍过程中要通过“三、六”十八变的复杂过程才能求出一卦。
通过以上对《左传》里的第一筮例分析,已知巫史所用《周易》筮之,是巫史以把《周易》改造成繇式结构形式而进行卜筮之用了。不过是将《周易》里的六十四符号与六十四名称,改造成“八卦”卦学内容。把《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画符号与名称,变成了卦符号与卦名称了,也同时把《周易》里的文章内容改变成了占辞而运用了。所以“八卦”的取象与占筮中的运用结合《周易》里的句子当占辞而‘预知’人事吉凶。这与《周易》原创的内容所表达的思想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码子事。从第一筮例中的起卦,解卦,均是“八卦”筮术里的内容,离开了“八卦”筮术的那一套东西,单依《周易》一书是无法完成这种筮卜的。充分说明史巫见《周易》里有一套符号,才把《周易》改造成卜筮之书。
由《左传》一书里记史巫”以《周易》筮之”例,是把《周易》一书改造的格式更适应算卦,随后又不断地被改造,这应是不争的事实。从繇式《周易》到更被适合算卦的起卦上爻变与变卦筮法的卦爻式《周易》(今本数字爻题《周易》),再到卦爻式《周易》里所谓卦爻辞里曾添进去的卜筮之辞的考古发现的阜阳汉简上的改造版《周易》。
我们传承到今天的《周易》文本,是个被篡改过的算卦格式文本,自然也就贴上卜筮之书的标签,时至今日不被揭去。
由《左传》筮例来看,春秋史巫“以《周易》筮之”的筮法,即春秋筮法是运用传承下来的那套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所衍生出了一套不同于以往的巫术新法,即符号筮术方法。
这套筮法是运用六十四个符号,而又在那套符号上衍生出八卦取象,并借用《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篇文章名称和文辞,把《周易》阉割成“六繇式”的结构形式而用于卜筮之用。自此一部伟大的哲学书,却逐步被被阉割成卜筮(“八卦六爻”算卦术)结构形式而用之。这就是春秋时期为何史巫错把《周易》当成卜筮的历史成因。
由《左传》一书记,虽然《周易》最早是在周王室的史官手里从京城带到地方诸侯那里用于卜筮,但在诸侯国的上层人士眼里并没把《周易》当成卜筮之书看待,而是作为义理书直接引用并阐明事物的道理,这也是个不争的实事。
接下来我们评论《左传》一书里记载春秋时期上层士大夫把《周易》当成义理书运用,直接引用繇题《周易》内容用于说明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