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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发现了《周易》学术
第四章：《易传》后的“易学”，是对《易经》（今本《周易》加易传）的学术
第十二节：明代王阳明”易学”上的歪理邪说
历史进入明朝后，也有一位大儒王阳明，其“易学”上也有说法。王阳明虽不是易学家，但受《易》匪浅。王阳明(1472—1529)的哲学思想表现在《传习录》里。王阳明的哲学成就是“心学”以及“知行合一”学说。王阳明的“心学”，心即是理。由“心”到“致良知”的修养。“良知”就是“天理”，天理不外是儒家的道德政治观，即仁义礼智，忠孝悌信的封建道德秩序规范。因宋代的理学家们所认为封建伦理是客观存在的道德法则，把它叫作“天理”。
如何由“心”到“良知”、“天理”的贯通，就是“知行合一”的方法。不仅光有口号、思想（“知”），而且要付诸于行动，既不能是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行诸的是男盗女娼。
既然“良知”是仁义道德，而行动就应按仁义道德去付诸。这是王的“心学”内涵，这也是先秦儒学传统的内涵。王阳明想以“心学”构建仁义道德之国，无疑于类似“上帝之国”的一种幻想。当然帝王官僚统治者，不会真的去行“仁义道德”，那只是他们教育被统治者做良民、顺民的法宝而已。
最代表王阳明的“心学”内涵的是一则“心花”（山中盛开的花树）之说。王阳明的“心花”说，按近代西方哲学流派来分，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王阳明“心花”之说其意，犹似物质的存在是依赖于人的意识。
物质被意识所反映，当然没有人类的意识，就无从谈起反映与认识事物。但不等于物质是有人类的意识所决定，物质并不依人的意识而存在着，即并不由人类的意识反映或不反映，而这个宇宙是存在着的，若连存在就没有了，那么人也就不会存在着了。若没有人类存在的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何谈人的意识呢？“人”本身也是“物质”，不过人类发展到文明时代有了文字，可把人的思想意识用“文字”这一载体记录下来。人体是人思想意识的载体，载体不存意识何来。物质与意识，是一个依存的关系。当然人没有了思想意识，就行同于“物”没什么两样的。故对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应当辩证的看待。
不过王阳明的“心学”在历史中虽有其价值，可惜并没有体现其价值。虽是排朱子之学，但王的“心学”未能引向主体精神的自我觉醒，反而指向致“良知”的“天理”上去了，完全与封建的伦理道德政治学贯彻一起了，也就失去了反朱学的价值，而最终走向殊途同归的封建儒学体系上去了。再者王阳明所讲的”存天理，去人欲”与朱熹所讲”存天理，灭人欲”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故王阳明的“心学”是开不出“科学”与“民主”的花果来。
而王阳明对《易》的说法，可是“易学”史里最奇特的说法。看这位大儒，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是如何对《周易》的认识。
《传习录》里有这样的说法：“问：‘《易》，朱子主卜筮，程《传》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于卜筮者乎？只为后世将卜筮专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艺，不知今之师友问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类，皆是卜筮。卜筮者，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己，《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谓人心有尚有所涉，惟天下不容伪耳。”（《传习录》王阳明撰，下卷）
这是学人向王阳明问，朱熹把《周易》讲成卜筮的东西，而程颐认为《周易》是阐明道理的书。为何出现这种分歧的说法呢？而王阳明对这种疑问的问答，可不是如同今天的一种调侃的那种说法，而是正儿八经的做学问。王阳明的这种解释，难道在他心里就没有了是非原则的对事物判定的标准了吗？难道卜筮等同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辩之行为了。在王阳明的心里卜筮问吉凶（算卦），同做学问是一回事。这正体现了后封建社会里那些儒者的世界观与方论。在他们心里，鬼神，天道，人世是一体的，还处于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地带。王阳明的思想里已然是“天人和一”神学观方法思维。王阳明把程颐讲义理的《周易》与朱熹讲筮卜的《周易》，说成本质是一样的，没有区分，这主筮与主理的原是一回事，这就是大儒王阳明的逻辑思维。
朱熹把《周易》解释为占筮之书，又在《周易本义》里增加“卦变图”及筮卜仪式，无疑体现朱熹的神巫思想。卜筮本是巫术的派生，朱熹所讲筮卜的神启仪式，更体现了巫术思想。而程颐虽也运用象数易学，并结合《周易》里的文辞来解释《周易》里的义理，彰显的是理性的人文思想。占卜问筮是妄想先知人的吉凶道理，能说成是一回事吗？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先秦的“易学”佚文里，孔子对《周易》的义理定性是非常的睿智与理性：“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羲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
孔子对卜筮的认识是何等的理性与睿智，体现了孔子的伟大之处。难道王阳明就分不清卜筮与义理之学两者的区别么？王阳明能有如此的认识，可想“阳明学”的理论了。朱子把《周易》讲成卜筮，程颐把《周易》解释为义理。到王阳明这里把两者说成是一回事。那么，汉象数灾异筮术之学与王弼的义理“易学”，也就成了一码子事了吗？无论是讲卜筮，占问，还是讲义理（道德文章）均是一回事，没有本质区别，这就是大思想家王阳明的结论。若站在后封建社会里天命神学来看，王阳明的说法，还真是蛮正确的。若搁在现在来看，王阳明的说法是颠倒黑白，不明事非的疯话。
王阳明把程颐的义理《易》与朱熹的筮卜《易》说是一回事，同是决疑的。
“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
这正是王阳明把卜筮与义理等同看待的理论依据，把《易》当占问天命看待。这在后封建时代，就是这个理，后封建社会里确实无论讲什么义理者，并没去反对占卜这种通神术，并不反对君权神授，天命神学，阴阳天道世道循环;与其那些所讲的占验卜筮，问诸命运前程，从这点来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后封建社会里，是“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理论思维。后封建社会里是鬼神、巫术、迷信横行在人们精神世界里的时代。后封建社会里那些天道、阴阳、五行“义理”易学之说，并不能遏制筮术易学。从这个方面来看，王阳明说的“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是真实的反映出了后封建社会里人们的世界观。但这里也别认为王阳明对帝王社会里的思想意识有了什么反思，才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说法来。其实王阳明的思维逻辑，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一样是“巫术式”的，即巫术思维。同理王阳明在他的”玩易窝”里，从他认为的《易》占里玩出筮理同一说。王阳明的筮理同一说，无疑助长筮术迷信进一步的泛滥。
王阳明的《传习录》里这样说：“《易》之象是初画，《易》之变是值其画，《易》之占是用其辞”。
又说：“蓍固是《易》，龟亦是《易》”。
又如他所言的“良知即是《易》”，
难道《易》是占问天道的固有之”理”吗？
这充分表明王阳明的思维方法，还停留在巫术思维里。看看这所谓大儒的思想，明朝走向衰败，灭亡，已成定局。
总之，王阳明的“筮”、“理”同一说，无疑是停留在巫术思维下的思想意识。
由此说明王阳明在他的”玩易窝”里，玩《易》玩成了筮理不分。
如他的《玩易窝记》：“夫《易》，三才之道备焉。古之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观象玩辞，三才之体立矣。观变玩占，三才之用行矣。体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动而化。神，故知周万物而无方；化，故范围天地而无迹。无方，则象辞基焉；无迹，则变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于密，斋戒以神明其德也。”（《全书》卷二十三）
说明他的”易学”观是来自《易传·系辞》影响，即亦筮亦理的影响。他的易学观，始终是念念不忘玩占。他更是忘记了先秦伟大的孔子与荀子所言的“知易者不占”与“善易者不卜”。
明以前的宋代义理派，虽有极大的发展，而最大义理易学成就的程颐，也只是避而不谈《易传》里为何说《周易》有占的一面，虽不去注释，只是避开。既不批驳，又不揭示。除程颐外，更何况那些亦筮亦理”义理”派，也许他们无法揭示《周易》为何是筮术格式，也就认可《易传·系辞》经文里的占说。这是其一;其二在义理阐述《周易》时，即使程颐并无法完全抛开象数去对《周易》的解释。使象数泛滥于易学上也就可知了。故帝制里的义理易学，并不能启蒙对《周易》全新的认识。义理易学，既不能排击象数易学，也无法排击筮术易学，才有象数和筮术易学与义理同途同归的易学奇观，才有了明代帝制里把义理易与筮术易合归于一起成为科举入仕的官方教材这种奇观。也才有了王阳明的奇葩易学史观:“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于卜筮者乎？”
帝制里无论义理易学，仰或象数易学;也无论是筮术易学，或是亦理亦筮易学，或是图式易学。均如盲人摸象而已。更是《易经》(算卦格式《周易》与象数义理和筮术之说的《易传》)所造成这一连串上的恶之果。
而王阳明的“心”说，看似有点类似迪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但两者哲学思想的思维方法，所引向的结果，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迪卡尔成为西方近代“哲学之父”，引起一场哲学启蒙，引起主体者觉醒。而很可悲的是王阳明无法享有东方哲学上的殊荣，王阳明的哲学即不能引发中国哲学上的一场启蒙与突破。而王阳明心学流弊，为后学者只能高谈心性，空喊致良知罢啦。而帝王官僚统治者已然、依旧干尽了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再次导致落后民族的入侵，使中华民族再次蒙受一场巨大耻辱与劫难，更加造成近代社会的衰败与落后。王阳明的哲学同样不能救国与救民，同为儒学的道德政治“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