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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是原始鬼神信仰的延伸，是统治者“君权神授”的统治需要，又是专制体制的必然意识结果。随着专制意识的强化。“天命”意识也随之深化，这是个相辅相承的关系。
从商朝的甲骨占卜辞看到商王集团信仰的是“帝”神，王室的命运无不认为与上帝有关。
周人取代殷人而拥有“天下”，被认为是“天命”的转移，由此西周统治者构建了系统的“天命”观念，即”以德配天”。真正的“天命”理论是周公时期完成的。
虽然西周后期原创《周易》突破了神学与天命思想，走向了理性的政治观，但随着王权思想的上升，王权思想与神秘主义思潮涌现，却把《周易》里的哲学思想逐步给遮蔽起来，把《周易》篡改成一部占筮书传承于后世二千多年，由篡改后的一部卦爻《周易》史，即亦筮亦理的今本《周易》”易学”史，无疑说明中国帝制时代始终是理性与迷茫相伴而行。
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天是人格化的。人格化的天则深入古代中国各阶层人士心中，连普通老百姓也不例外。
天命观念贯彻在后儒家的经典中。《易经》除《周易》外，而《易传》里一些篇章充斥着“天命”观念。《诗》里有“天命”思想；“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诗·大明）；“天命降临，下民有严”（诗·殷武）。《尚书》里屡言天命。《尚书》里的“周书”诸篇尤甚，有些几乎通篇皆为阐述天命问题。《论语》也不例外，“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成为中国人信命的左右铭。《孟子·万章上》：“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礼》、《周礼》书里充斥着大量的“天命”与巫术思想。《左传》里记录了占卜与筮卜决疑的例子。 一切术数（无论天象、星占，龟占，筮卜八卦，八字，风水、择日等）理论无不建立在儒家天命观念之上。由“天命”到天道赏善罚恶（“因果报应”），“天命”眷顾有德的统治者，由天道类比人道，成为为政之道的认识论。到汉《春秋繁露》把天道与人道合而为一，成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巫术思维源泉。似乎春秋人眼里的”绝地天通”，在汉时又连接相通了。
并且在进入后封建(帝制)时期里，又把充塞有神巫文化的”五经”上升为帝制里意识形态里的统治地位，由此更是强化了国人的神巫迷信。
由上之论，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论述的那样，中国古代是个”萨满式”(”神巫”)文明是个连续性不曾被中断所造成，也是有中国古代神巫文化连续性发展史路看得分明。从中国北方殷墟遗址的商代人神沟通的大量甲骨占卜遗物，和中国西南方三星堆(相当于夏代后期到商代)祭祀遗物，其有大量的祭祀品，更有通天神树，这均是古代文明初期的”神巫”文化表现。特别祭礼礼器是祭祀仪式中，人与神鬼交流的一种媒介之物。
到西周时期，周公还在大量运用龟占，占卜人事吉凶，这是《尚书》里的属“西周书”对巫术行为的记载描写。
《周书·洪范》“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不过《洪范》系伪书，非西周时期的文章)
《周书·金滕》：“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史乃册，祝曰：‘……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篇见书’，乃并是吉。”
《周书·大浩》：“予得吉卜，予帷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宁王帷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呜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尔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丧殷，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天亦惟休于前宁人，予曷其极卜，敢弗于从率宁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延以尔东征。天命不僭，卜陈惟若兹。”
《周书·洛诰》：“予惟已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书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乃献卜。”
这些出自《尚书》里的“西周文”里的占筮记录，体现了西周建国初三代（文、武、成），既信仰天命，也倡导修德配天的神鬼思想。而决策事务前不忘通神龟占以得到“天”的启示，这就是《书》经里龟卜的天命思想，后做为帝制里思想文化领域上的统治地位，而教化天下。
而到春秋时期，有《左传》一书里记载的春秋(到战国)各诸侯国上层，有专职的巫史人员，以龟占与筮卜(即新”发明”的卦符号筮法，因中国古代占卜与符号筮术均是巫术的特种形式)相结合，来通神兆示人事的吉凶。
在春秋时（从《左传》里看到的）龟占与卜筮那可是一种议政、参政的一种制度上的传统习惯。这种龟占与筮卜成为了准神权，也成为政治上的政卜合一模式。并且《左传》在西汉独尊儒术时，也上升为经的地位，成为五经内容之一。
正如张光直先生的《考古学六讲》里，同样把“龟策”，即”龟占与八卦”，列为第三种通神工具。
由此说明，春秋战国一套符号卜筮工具里的八卦筮法，是有历史上从野蛮到文明时期巫术迷信连续性的长河中逐步衍生出的产物。从历史上的占卜形式衍生来看那些通神工具，先有甲骨(认为能通神的乌龟与兽骨)占，到蓍草(认为能通神的一种草茎)占，再到符号(认为能通神的卦符号)占。由此说明春秋战国时期而由占卜衍生出八卦符号筮卜，是个中国古代”萨满式”文明不被中断的历史之因所造成。
我们在前面通过所举《左传》一书反映春秋时期的筮例来看，已知那时史巫是如何的所谓用《周易》筮卜之人事的吉凶。也已知那是用“八卦”筮术结合《周易》里的文辞当占辞而进行的筮卜。也已知那种“八卦”筮术的起卦与解卦方法，既无任何神秘可言，也是一种荒谬的思维方法，却属巫术迷信的东西。
《周易》原创结构内容形式，是画符号加文章内容。而春秋巫史把《周易》改造成繇式书，把《周易》一书里的画符号及名称，改为卦画符号与卦名称，又把《周易》每篇的内容，改变成卦辞与繇辞形式结构。更主要的是把“六十四画符号”附上了“八卦”取象的内容，把《周易》改变成为“八卦”筮术里的附属内容，由此一套卜筮上的符号工具诞生。
从先秦的“八卦”筮术发展过程来看，《左传》一书反映的筮例，是巫史把《周易》改造成“八卦”筮书的最早卦学结构形式。到战国未期又出现了以“六·九”记每卦的爻辞内容的结构形式。这是由考古上发现的楚竹书《周易》所足证的。
而又从考古上发现的汉简上出现的进一步对“六·九”爻式结构的《周易》（今本《周易》）卦书进行的改造，而增添进去认为可适应于对人事筮卜的卜辞。这是由考古上发现的阜阳汉简改造版筮术形式《周易》所足证的。
如对今本《周易·离》卦的改造:“卦画(因贴不出来故略去）离：利贞，亨，畜牝牛吉。（第151简）‘居官及家，不吉，罪人不解。’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第152简）‘卜临官莅众，（第153简）敬其，乃吉’。”
这是被改造后的《离》卦里的卦辞与初九爻辞内容，凡‘ ’括号里的内容就是添加进去的卜事之辞。
由此，我们也就知道了，所谓阜阳汉简上的《周易》，是在今本《周易》内容上，又进行了改造。即增添进去了卜事之辞。
《周易》一书从先秦时期已被巫史不断的改造，用于筮卜人事吉凶。这只能说是巫史错把《周易》当筮书而用了以后，感觉不适应于筮问人事吉凶，才进行不断的改造其结构形式，以至于对内容进行改造，而最后又不得不放弃掉使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当占辞的那种做法。
故到西汉时期，完全抛弃掉先秦的那种八卦取象及结合《周易》里的文章句子当卜筮的做法。因为卦师完全明白今本《周易》里的卦爻辞无法适用算卦，其内容并不是讲财运，寿命，祸福，儿女，出行，下雨等等。巫史先生们，也多多少少能从《周易》里看出一些讲义理的东西，但又无法解释《周易》一书里的画符号及名称为何与“八卦”筮术上所运用的卦画符号与卦名称是一样的这一问题，也只能认识《周易》是亦理亦筮的东西了。随着“八卦”筮术的进一步发展，到汉时京房在传统“八卦”取象的筮术基础上进行了改弦易张，单用卜筮工具六十四卦符号及名称，以八卦分八宫（八卦里的每卦各领一宫），并将八宫六十四卦按八宫五行属性，把天干，地支、五行纳入每卦中，用干支上的五行进行生克而产生出“六亲”的社会模式，以此妄想模拟人事上的吉凶来。不过这种八卦纳甲筮法，却取代了先秦时期用春秋文本《周易》一书中的文辞当占辞的筮术方法。这在“八卦”筮术的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意义就是将《周易》一书的内容从八卦筮术中剥离出去。后封建时代里却没有了象《左传》一书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今本《周易》与《易传》一并上为经书，并成为五经之首。
这就是到了西汉时期，在传统的八卦取象筮术的基础上，京房单就六十四卦符号及名称这套卜筮工具，创出了新的八卦纳甲筮法。至到今天算卦上所用的所谓正宗筮法，则是京房的八卦纳甲筮法。
”八卦纳甲筮法”的诞生，虽然把《周易》一书的内容从八卦筮法中剥离出去，但八卦纳甲筮法依然是巫术里的一种怪胎。由此说明到了后封建(帝制)时期里，巫术占卜还在进一步发展中，究其因，这正是中国古代文明，既是个“萨满式的文明”，又是个“连续性”不被中断的因素所造成。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后封建时期“八卦纳甲筮法”的产生与迷信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