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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起他的茶杯塞到他手上，让他平静一点。他喝了一口，我和齐华也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窗外还在下雨。
雨点打在窗上，发出一种杂乱的音响，使我们的谈话不能不提高了嗓门。
齐华开口了：“不能再这么下去。想想看，该怎么办？”
杨长勋转头对我说：“这就是我这次赶到上海来的目的。我静静地看了几年，觉得形势对你非常不好。所有的媒体都知道，攻击你这个大名人会大大增加他们的发行量，又不会承担政治风险，因此越闹越刺激。
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啃余族”。谁为你辩解，谁就跟着挨骂。
我想来想去，你唯一的办法，是留下一份写给读者的声明，在以后适当的时候发表，然后离开。离开上海，离开中国，而且要快。否则众口铄金，真会被他们灭了。”
杨长勋教授带给我看的报刊一部分，全部都用最肮脏的语言对我进行诬陷和诽谤。我看了一眼就请他收起来，拒绝读任何一篇。他说，这只是“冰山一角”。他认为，我已经成为中外历史上被攻击最多的独立文人，却又找不到原因，所以竭力劝我快速离开这片土地。但是，我和马兰都有老人需要照顾。
“不，战士宁死不逃！”这是齐华的声音。这声音让我想起，他曾经是个军人。
齐华看着我好一会儿，终于说：“所有的诽谤都刊发在媒体上，而我国所有的媒体又都是官办的。你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是厅局级了，现在的好几位国家领导人都是你当时的直接上司和同事，而且我听说他们都是你的读者。如果拨一个电话给他们任何一位的秘书……”
我立即站起身来，按住了他的手背，说：“如果我拨了这样的电话，十多年前的辞职就失败了一半。与其求救，宁肯逃走。”
齐华伸起手来想反驳我，但他伸起来的手停在半空了。停了几秒，这只手伸出了大拇指，朝我颠了颠。
“但是——”他又迟疑了，“能不能，不离开中国？”
我当然理解他的意思，点了点头。
“那就必须离开上海！”杨长勋说，“我统计了，这些年诽谤你的文章，发表最多的是广州、长沙、天津、，但发起者全在上海。你只要在上海一天，那些上海文人就一天安静不下来。”
外面雨已经停了，图书馆走廊两边的树木还在滴水。这个图书馆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几乎天天晚上都来的，一切都很熟悉，只是觉得变小了。已是傍晚时分，读者们正在陆续离开。
突然，有一位年轻的女读者走到我跟前，停下，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说：“余先生，上海那个人写了一篇不好的文章冒犯你，我向你道歉。”
“什么文章？”我问。
“说有一个妓女在读你的《文化苦旅》。”她声音很低，快速说完，转身就走了。
她相当俏丽，很有风韵，把我们三个人的目光都吸引住了。我们看着她婷婷的背影行进在修剪得很好的灌木之间，又消失在图书馆门口。
“文章又不是她写的，她为什么要道歉？”我问。
“有三种可能。”杨长勋说，“第一种可能，她是那个作者的家人或朋友；第二种可能，她只是你的读者，觉得你是因为受读者欢迎才受攻击的，因此要道歉；至于第三种可能，就不好说了……”
“说！”我命令他。
“第三种可能，她就是那个妓女。”杨长勋说，“这种可能最大。”
我回想她低头低声、快速离去的样子，也觉得有这个可能，就说：“那她就很高尚。我们谁也不认识她，她也不必道歉，但她却道歉了！齐华，你说呢？”
我转身看齐华，发现他还发傻一样看着图书馆的大门。“太像了。”他喃喃地说。
我看着他，立即明白了。刚才我看这个女青年的时候真还觉得几分眼熟呢，不错，她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姜沙，只是小了一代。
“像谁？”杨长勋问我。
“一时说不明白，”我说，“以后慢慢再给你说吧。”
“有一个妓女在读《文化苦旅》”，这句话如果是事实，也不至于掀起对《文化苦旅》和作者的声讨吧？但在上海，这种声讨快速形成，并推向全国。
按照文章大批判的逻辑，《文化苦旅》转眼上升为“妓女读的书”。我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说自己受了污辱，强烈要求我通过官司来为他们洗刷。但我知道，这事打不得官司。难道要法院证明没有妓女读过这本书？我可以肯定，如果要追问那个写文章的上海人：是哪一个妓女？他一定不会说；再问：是否认识那个妓女？关系如何？他也不会说。
谢晋导演气鼓鼓地找到我，大声为我辩护，说中外历史上很多妓女的人品、文品都很高，为此，他还要拍电影来表现。我很感谢这位大导演，但也明白他的辩护思路错了。
这件事情的特殊意义，是突然唤醒了上海街市间曾经忙碌了一百多年的小报文痞、讼笔。那个被我绝交的左派编剧更是兴奋，觉得终于等到了给我“写回信”的机会。他十分内行地分析，妓女的手提包里一定放有口红，《文化苦旅》既然放在一起，也就成了“文化口红”。从此，很长时间，批判“文化口红”成了他的主业之一。随着他，“啃余族”全线活跃。
当时的上海文坛，除了谢晋导演继续气鼓鼓地毫无办法外，百岁老人巴金躺在病榻上也遭受到报刊辱骂，而他还在听人朗读我的书，我的那些“文化口红”。黄佐临先生则给我留下了“让他们骂去”的遗言，已告别人世。再也没有人理会这些过时的人，大家热衷关注的，还是妓女、口红，口红、妓女……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欢快。
事情看来不大，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我看了一阵，得出一个结论：上海，真的必须离开了。
杨长勋教授没有说错。
其实不止是上海。妓女和口红的话题如此连篇累牍，全都凭借着官方出版物，上上下下没有出现半句非议。在这种整体气氛中，我想，自古以来没有一个文化人能够安适地生存下去。很多国家的华文读者都纷纷来信劝我移民，我和马兰想了好久，最后想到了我与郭宝昆先生讨论过的“文化身份”，止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