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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岂敢！”郑芝龙额头冒汗，浑身抖若筛糠，声音也越发的沙哑道。
“你也别太小心眼，好像自己有个千万身家，朕就一定要谋你家产似的。”徐梁嘲笑道：“关键问题不是家里有多少银子，而是这银子干不干净。若是银子来路正。哪怕再多又有什么关系？只有那些卖国贼、吸血虫，才需要怕我。”
“臣……臣有罪……”郑芝龙旋即又跪倒在地，磕其头来。
“你有何罪？走海？”徐梁笑道：“你生在隆庆之后，这算什么罪？”
徐梁重生以来，最为耿耿于怀的就是“禁海”问题。
这个词总是让人想起原历史时空中的满清禁海。好像明清真是一体。实际上明朝禁海条例中确影片帆不许下海”的文字，但从未得到真正的落实过。而满清的禁海却是将沿海五十里的百姓全部迁走，不肯走就杀掉。
海禁本为了防止倭乱而生，但最为严苛的嘉靖时期，反倒是倭寇最为猖獗的时代，也是海贸走私最为鼎盛的时期。只要略加考察当时闽南士林的物议风向，就可以明白：正是这些滨海豪族极力推动朝廷禁海，从而获得垄断贸易的巨额利润。
梳理当时的东海“食物链”，便能得出这样的图像：倭人朝鲜人为中国海商打工，中国海商如王直等人为沿海豪族打工。沿海的豪族之家为了防止国家抽税分成，也防止其他地方的势力介入海贸，不遗余力鼓动朝廷禁海。
即便是在嘉靖朝，朝中也有以谭纶为首的诸多要员希望通海，历任福建巡抚、巡按也都题请开海。最终还是到了世宗大行，取得了朝堂影响力的江南势家才成功推动“隆庆开海”，在月港设立督饷馆，开征关税。
“你罪在逃税、通番、贪污和渎职。”
郑芝龙刚刚腾起的一丝希望，再次被皇帝报出的四大罪状所碾成齑粉。这四条重罪，在任何一朝都足以论上大辟了。不过在皇帝手里或许能轻些，大约是举族流放辽东或者琉球吧。
论起来，皇帝虽然心狠手辣，但还真不算“人头滚滚”。他更喜欢流放和苦役，从这点上看倒不知道是真的文弱，还是过于实际。
“臣愿输金。”郑芝龙不缺钱，只要他手里有人有船，就不会缺钱。
“太祖高皇帝定下的规矩，我当然不能坏。”徐梁应声接道。
郑芝龙此刻真心感谢高皇帝留下了这么一条门路。只要这位爷拿了银子，什么都好。
他又想起南京传来的消息：据当日邵一峰给朱国弼使眼色，让他多捐十倍，或许可以得免。然而朱国弼要钱不要命，只多报十万两，结果流放张家口——比之其他流放辽东的勋戚倒是近了不少，可见真是一两银子一滴血，对肉主和皇帝都是一样。
“我也不多算你的。”徐梁道：“月港定的海税是多少，我就收你多少赎金，算你迟缴，不算逃税。如何？”
“谢陛下恩典。”郑芝龙心头却没有半点轻松。
皇帝宣布他四条重罪，逃税只是最轻的一条。
“通番之罪，我倒是可以给你挂个交通署的职衔，日后与红夷交涉，前事自然也就不论了。”徐梁道。
通番在明律中判得极重。就如后世华夏对鸦片等毒品抱有零容忍，大明对于通番也是恨之入骨。这都是深刻的历史血债。让人难以释怀。
郑芝龙一时有些恍惚，难道皇帝真的是在帮自己？自己何德何能，能让这尊大神庇佑？
徐梁继续道：“但是贪污和渎职是我最不能容忍的，这就得你自己了。”
这两条倒是不用大辟，但还是逃不过流放和苦役……
郑芝龙定了定神。道：“陛下，贪污是国朝弊政，闽南又是山隔水阻，新政之风一时不能沐浴。臣在官场，不行情弊也是不过去的，总有人……”
徐梁抬了抬手。示意他不要找借口。
郑芝龙当即截断话头：“罪臣愿以巨资赎贪污之罪。”见皇帝点零头，他才又心翼翼道：“只是不知陛下所谓渎职……”
“是红夷窃据我台湾之事。”徐梁道：“台湾乃中华故土，正是你放纵默许，才让红夷在岛上筑城。”
郑芝龙本以为是佃变的问题，还想着自己并非民政官员，用这个来入罪实在有些牵强。
谁知皇帝的竟然是台湾岛上的红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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