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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以非昔日之大明，传统儒家思想教育下的君主，已经不能很好的担任君主这个角色，便是徐梁自己也感觉到压力颇大，所以在皇长子这个世界观和价值观成型的敏感时期，他丝毫不敢降低对皇长子良好的意识形态的教育。
最起码需要让他知道，软弱和仁慈并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儒家的士大夫教给他的垂拱而志，未必会让这个国家欣欣向荣，百姓安居乐业。
他们口中的圣君，反而会让国家乱的一团糟。
在徐梁看来，最配合东林党的崇祯皇帝，反而是将国家治理的最差的。
徐梁记得在起居录中看到过那么一段对话，崇祯问刘宗周，国家破败至此，该如何治理。
刘宗周给他的建议竟然是改善朝中的风气，提高君主和臣僚的道德修养。
国家都崩坏到这种地步了，你告诉我提高君主的道德修养？
可见指着外界这帮士大夫，真的是不行。
徐梁认为自己责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便是让孩子知道，所谓的太平盛世，不需要文人雅士的评判，而是大明上下，占据着大多数百姓的认可。
作为这个王朝的掌舵人，我们不需要一个虚荣和美名，而是实打实的东西。
这是决定一个家族荣辱兴衰的关键。
如果绝大多数的子民都能吃得饱，穿得暖，有稳定的工作，李自成和张献忠又怎么会造反？
即便是有那么两三个有异心的人，也无法带动周边儿去造反。
就拿崇祯年间的奏折来看，安塞出来的进士，告诉崇祯，这边儿的百姓又是吃草，又是吃树皮，最后吃土和石头，每天仍在坑里的死人多大数百。
这样的国家，怎么会不灭亡？
光指着歌功颂德有意义吗？
可儿子却仿佛被课业压得抬不起头来，整个人都麻木了许多，眼中不再有幼年时候的灵动。
徐梁几次下令，那些给皇长子讲课的老师，不要给他太多的压力。
但是讲师们也很无辜，因为皇长子是真的求学心切，总不能不让皇长子读书吧？
徐梁只能强行抽出时间来，命令儿子陪他骑马、散步、打猎，看看花花草草，见识见识民生。
事实上这是很痛苦的，因为徐梁本人并不乐衷于带孩子，皇长子也纯属敷衍。
坚持做自己的爱好是很多人都能做到的，但坚持做对自己有益却无趣的事。则是对毅力的考验。
徐梁治国六年四月，近卫第二军在狼居胥山、北海——贝加尔湖、乌尔格等多地留下了记功石碑，并且捐建庙宇。
在大草原上，石碑会随着风沙变成一块模糊不清的麻点石板，但庙宇却会一代代传承下去，不用担心倒塌。
第二军团的足迹也将由这些石碑和庙宇固定在大草原上。
同年五月，近卫第一军抵达嘉峪关，陇军会师，兵锋直指哈密。
……
“明朝原本已经盛极而衰。几乎亡国，如今却又大肆用兵，不知是何道理？”固始汗图鲁拜琥恭谨地向面前的老者问询。
“中原大国，人才备出，周朝和汉朝都曾经在战火中重生。”老者沉声道：“明国有了一次重生，仅此而已，不足为怪。”
“师尊，您的弟子罗桑丹贝坚赞如今接受了明国的封赐，将明军放进了草原，直面瓦剌四部。这不足以让人警惕么？”图鲁拜琥是漠西蒙古——也就是瓦剌的和硕特部首领。
和硕特部原本在天山北麓驻牧。
因为准噶尔部打压排挤，和硕特部翻过天山。到了南麓驻牧。在明万历二十二年，图鲁拜琥只有十三岁，便率军击败俄伽浩特部的四万大军，占据了后世巴里坤、乌鲁木齐一带。
万历三十四年，图鲁拜琥因为平息了瓦剌人与喀尔喀蒙古之间的战事有功，备受推重。被东科尔呼图克图授以“大国师”称号。固始汗的固始二字，便是“国师”的音译。
其后的岁月里，图鲁拜琥又与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葛尔丹的父亲，联合起来入侵哈萨克，获得了胜利。
崇祯九年。为了寻找新的牧场，图鲁拜琥接受了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之邀，与巴图尔珲台吉联兵进军青海，击败却图汗，占据青海。
崇祯十一年，图鲁拜琥到拉萨班禅四世，获“顾实丹增曲结”——国师持教法王尊号。也称“丹津却吉甲波”，意为“佛教护法王”。蒙语又称为“顾实诺门汗”即“国师护法汗”。
崇祯十五年，图鲁拜琥率兵攻上拉萨，将信奉噶举派的藏巴汗缝进牛皮袋中，抛入河中。
因为藏巴汗是黄教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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