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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张居正就产生了在全国重新丈量田亩，清查偷漏的田产的打算，同时还要追缴积年欠税。
实际上，考成法本身目的之一也是追缴积年欠税，朝廷太穷了。
魏广德利用铸钱，为朝廷增利，他也不得不想出让朝廷收入大增的法子，否则可不就被魏广德比下去了。
可他要是清丈田亩，那就不得不面对黄册户籍问题。
天下到底有多少户，有多少人口，又都分布在哪儿。
可以说，清丈田亩和清查户籍都是非常消耗官府精力的一件事儿，可不能轻易进行。
而这两点，又称为推行一条鞭法最大的阻碍。
田亩和户籍不清，一条鞭法就达不到目的，因为此法目的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明朝的黄册和鱼鳞册，分别记载全国户籍和田亩情况，是朝廷征收赋役的依据。
魏广德和吕调阳静静听完张居正的想法，都有些犹豫不定。
问题，他们当然知道，可是黄册和鱼鳞册都要进行更新，这耗费的人力物力可就不是简简单单动动嘴皮子的事儿。
但就是黄册，按照朱元璋定下的规矩，每十年重编一次，每次编制无不是要对地方官府进行动员，还要动员南北国子监上千监生参与其中。
也是因为太过麻烦，所以到了中期，黄册就逐渐成了过场，许多地方都是直接抄前一次的黄册，只是把其中登记的个人每人加十岁。
为此，当初杭州还闹过一个笑话，那就是杭州一地出现上百个百岁老人。
但实际上，这些人许多早就不在了，只是编制官员图省事儿，直接照抄了事。
清查田亩，找出隐田有利于分摊赋役，是“均平”，可如果连带人口也清查的话，那工作量可就大了。
但是人口涉及丁银，难道就不查了
要知道，朝廷试行一条鞭法的口号就是“均平赋役，苏解民困”，查的不仅是赋，还有役。
“有一事，善贷可能还不知道，我也是昨日才忽然想起，觉得其中或许真有怪异之处。”
张居正又说道，“这还是隆庆五年南京报上来的事儿，那时候善贷还在老家丁忧。”
于是，在张居正口中，南直隶一桩陈年旧事就被翻了出来，在内阁里说起。
“此事源自嘉靖十四年，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人程鹏、王相发现歙县单独给税“人丁丝绢”，共计银6146两，而徽州府下其余五县不用给。
他们发现其中不妥之处，并多次将这个情况上报给徽州府，甚至越级上报应天巡抚和应天巡按。因巡抚和巡按很快调离，而具体负责官吏是其余五县人，此事一直拖延，直到二人去世，此事就不了了之。
隆庆三年，隶属于徽州府境内新安卫的军户帅嘉谟查到“人丁丝绢”让歙县单独承担，并通过徽州府志里记载验证了自己的想法，便继程鹏、王相之后继续呈文，详细地写明了自己的查考过程，提交给了当时的应天巡按御史刘世会、应天巡抚海瑞等人。”
所谓的“人丁丝绢”，就是按照户籍人口征收丝绢，以实物缴纳，所征本色丝供应官营织造，折色绢匹运送中央，以备支俸及赏赐。
明朝的丝绢税中，主要分为夏税丝绢、农桑丝绢和人丁丝绢。
明代北方地区的丝绢税，保留向户籍与人丁收税的做法，称为“人丁丝绢”，南方地区的丝绢税，按照田亩数收税，属于田赋科目，称为“夏税丝绢”。
这其实也是明初征税灵活的地方，北方人多，杂税多按户籍和认定分摊，而南方田地较多，所以直接摊在田亩之上。
所以会如此，也是因为江南在明初连年战争后人口锐减，而北方相对战事较少，人口减少有限。
所以，张居正口中的人丁丝绢其实应该是夏税丝绢，不过意思差不多，魏广德也不必提醒。
“此事可清查源头”
魏广德微皱眉头问道。
此事既然传进张居正耳中，南京方面上报时必然查清楚出处。
“在《会典》中确实有记载徽州府每年需缴纳8780匹的人丁丝绢，折合白银6100余两，但没有记载应由歙县独自承担。
此外，经查实，明初拖欠夏麦的不仅是歙县，徽州其他五县亦合计拖欠了余石，但没有补纳。
再者，亏欠9700多石粮食，用小麦折合白银的话，按当时的官方折价标准来计算，每石3钱，这笔钱也不过才三千两，但要折绢8780匹，每匹7钱，就要六千多两。
按照南京查核后的情况看，此税其实应该是歙县承担三千两，其他五县承担三千多两才是。
只是中书省抄手出错，误将徽州六县承担的税银栽在歙县身上，并一直承担到现在。”
张居正叹道：“自洪武以来已过百余年，歙县一直比周围五县多承担数千两税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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