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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的国度有很多的偏远的且贫穷的农村。有很多的过着贫穷日子的农民。农村，因为偏远，所以贫穷。偏是不正的意思，远，自然就是不近的意思。既偏又远的地方，当然很多都是乡下的地方了。不仅我的国度是这样的，大概全世界的国家都是如此吧。不但我的国度里的既偏又远的地方贫穷落后，其他国度的同样的地方也是同样的吧。
村不近城，自然距离文明就远。尽管城市不论其多大，她的起点都是村儿，但由村儿发展壮大起来的城市，却自然而然地代表了先进的发展，积累了更高的文明。大概，如果地球上的每个国度都是由数不清的村儿组成的的话，那么，人类自然地还在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吧？然而，世界自然地进步到了工业文明，大概村儿就自然地变成了城市了吧？城市的文明自然地就高于农村儿文明了吧？
不信？你且抬眼一看，那疾驰的列车不就是比慢腾腾的拖拉机更快些吗？哪怕只是快那么一点点呢？只快一点点也是快，不是吗？
难怪地，即便村儿里长大的娃儿些也自然而然地进了城了。进城了，好处多多的。不进城，坏处多多的。有些娃儿，是在村里出生的，却是进了城长大的。他们热爱着城市，城市用她的好处吸引着千千万万的娃儿。不管出生在哪里，进城，好像是他们的归宿。那些忙碌夹杂着嘈杂的汽笛声的钢筋丛林，从来就有无与伦比的引力，对农村孩子们来讲，这种引力是无穷的，是无与伦比的。尽管那里有喧闹，有欺骗，有冷眼，但那里有更高的文明，更多的财富，更多的自由。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出生在一个西部省份的一个偏远山区的扎霍村。高中没有毕业的父亲最喜欢谈我家族的历史，据他说，我的先祖是在前清康熙年间从山东大槐树低下迁居到此的芈姓，他们经邯郸郑州洛阳兰州天水辗转到了文州县，在文州县生存几代后，其中一支迁居文州县石鸡乡的朱坪村。再后来，我曾祖父的曾祖父带着他的儿子五人到了扎霍村。扎霍村在朱坪村的一座山上，据说，迁居此地并非躲避战乱，而是食不果腹，需要开垦新荒。开始时，没有房子，是挖窑洞住。那些被废弃的窑洞，我曾经拜访过。矮小，不如陕北的窑洞宽敞，潮湿，不及陕北的窑洞干燥，无门无窗，也不能冬暖夏凉，顶多算是洞穴。我的祖先和同时迁居于此的别姓人的祖先，都是在这里“穴居”的。他们住在这里，大概都是垦荒方便。不用每天长途跋涉。这样的洞穴，他们可以栖眠，可以躲雨，还可以防野兽攻击。先人们还是有些智慧的，原来，他们生存在野兽环伺的世界里，也在大胆地创造自己的生活。当然，他们的创造也仅是简单地粗放地种粮小麦、玉米、土豆等农作物。
一开始，他们把带来的种子留一部分自己吃，剩下的就撒在地里，以待来年收成。收完了，就藏在不容易发霉变腐的地方。一部分用来解决口粮，另一部分就来年下种。如此循环往复。天亮了出工，天黑了收工，天下雨了休息，天晴了继续出工。
积攒了粮食多了，他们懂得了开始改造自己的“房子”。逐步地，他们先是修了茅草房，然后从洞穴里边迁了出来。毛草房开始使用木料作为建筑材料，选址要避风，平整，光线好，免得毛草被大风刮跑，下雨了还可以再晒干毛草，避免被雨淋而腐朽。选址好了，要做一个木架子作为房屋主结构，木架子要两洒水，两边同长，坐北朝南。整体呈三角形结构，因为三角形更稳定，三角形的架子大多数都是九根木头做成，四根斜立在地上，两两一组交叉而立形成斜梁，一根搭在顶上，就是大梁，大梁要挑通身均匀且较重的木头，以较大的松木或者柏木最佳，大梁压顶，架子必稳。另外四根木头，在四周一圈固定在斜梁立地一头，称为辅脚，保证房架稳固。然后根据梁柱的承受能力，挑选大小均匀，长短适宜的小木头，作为椽子，一头固定在大梁，一头固定在辅脚，椽子间隔一米二三，和斜梁形成一个平面。然后根据椽子间隔大小和毛草长短，以与椽子垂直方向从屋脊向下铺垫一层木棍并与椽子固定，之后，木棍上铺垫毛草并于木棍固定，而后，毛草上再铺一层木棍并于毛草固定用以压住毛草，以防被大风刮飞。
就这样，他们居然在与自然的斗争中过了很多年。在这里生息繁衍，过了一代又一代。直至我的曾祖父一代。
自曾祖父一代开始，我的先人们开始修建土棚房，从茅草房住进了土棚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