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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一章，如果认为《新五代史》中的3336这个数字是正确的话，结论就完全不同了。
《新五代史》中欧阳修明确记载了柴荣“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再结合其它数据：约七万五千僧尼被强制还俗，保留寺庙共2694座，僧尼约六万一千二百余人，这样就是差不把佛教势力砍掉了近一半。
按照这组数据推论的话，柴荣是不是还算是一位仁君？他的灭佛与三武灭佛还是有所区别的，从时代性、紧迫性和必要性等多方面分析，决定了他对待佛教的态度和措施并不会走极端。所以说柴荣不是灭佛，而是限佛，是一次相对温和、文明、理性的政治行为，要不然只关了一半多点的寺庙，解雇了一半左右僧尼。
从人口比例上再分析一下，粗略计算，限佛前，后周的总人口和僧尼比约50~100：1，那么这个比例是高还是低呢？北周和北齐在灭佛前比例大约是10：1，再参考一下九十年代的西藏，大约是50：1，所以后周时期僧尼所占的人口数量并不会给社会带来太大的影响，或者说影响程度远远小于北周和北齐，所以同样可以推翻众多学者们的僧尼太多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后周的征兵、徭役、经济等等的观点。当然了，这里并不是说没有影响，要不然柴荣也不会限佛，但说他是灭佛显然有点不恰当吧。
事实上，经历了几百年发展的佛教和道教，与封建社会的融合程度是越来越高的，到五代时期，已经不存在过去那么尖锐的社会矛盾，同时统治阶级也更需要利用宗教来维护统治。《全唐文》中记载了一位叫李节的唐代进士的话：“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起思斗，智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说得多深刻啊。柴荣会不懂这些？
道友们再回顾一下三武灭佛，是不是都有佛道之争的背景，是不是都有人在背后推动？魏武帝身边有崔浩，周武帝身边有张宾，唐武宗身边有赵归真和刘玄靖，柴荣身边有这样一个人物吗？没有。缺少了这样一个关键的反佛者出主意或者说是鼓捣事，文治武功的柴荣就不容易走极端去灭佛。那位说了，不是有陈抟吗？陈抟早就跑到华山去旅游去了，人家还真的没有参与这件事，至少从现有的史料中没有发现。稍后再讲讲陈抟，下一篇中还会详细讲他。
综上所述，在佛教并没有对社会造成不可忍受的危害的前提下，自然就没有理由让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出昏招，对佛教举起屠龙大刀，感觉柴荣用的是小李飞刀，精准，有分寸，当然这一结论的前提是《新五代史》中的数据是正确的。
基于这个结论，可以再分析一下限佛的诏书。
955年，柴荣下了一道诏书，大概意思是：从今天起，全国范围内，不管是村里还是城里，只要是没有“敕额”的寺庙，包括尼姑庵，以后就不单独说了，就是没有类似现代的那种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的，一律关停废止，里面的和尚、尼姑统统滴还俗。从现在起，任何人，不论你是王公贵戚，还是地方大员，都不能再申请新建寺庙，不准剃度僧尼，就是说除了保留特别准许的寺庙和里面的合法僧尼以外，其余的寺庙全部要废除，僧尼全部要还俗。感觉是不是更像清理非法的佛寺？如果是灭佛，会这样吗？
当然了，也不是说以后就再也不准许有人出家当和尚了，真那样的话以后佛教就真的要灭绝了，不过出家的门槛提高了，从根本上减少了“四不”僧尼的数量，就是不耕田、不织布、不服役、不纳税这四不。
诏书中的限佛举措归纳起来大约有十几条，就不再一一详细讲了，但这些内容无不反应出柴荣在限佛上温和、理性的同时，又立场坚定，有力有节。
当然了，即便是柴荣没有高举屠龙大刀，此次限佛也是对佛教的一次相当沉重打击，虽然都是些非法存在的寺庙和尚，但也几乎是被腰斩了，还想着广大僧尼和善男信女们给你点赞好评？所以前面说《佛祖统纪》等佛门典籍都对此事表示极为痛恨，大骂柴荣你个该天打雷劈的……和尚急了也会骂人的，得道高僧也一样，不多说了。
另外，在柴荣限佛时，已经对后周称臣的吴越国也在行动上和后周保持了步调上的一致，限佛的政策基本是萧规曹随，只是取得的成果上略小于后周。
上面提到了陈抟，也许道友们会想，即使陈抟没有参与进去，那么柴荣的限佛行动背后真的没有道教的影子吗？有些学者还考虑到了其中是否有崇道抑佛的因素。
上面讲到柴荣身边没有道士支持他的限佛行动，那么当时的道教是什么情况，柴荣对道教的态度又是什么样的？
史书记载和柴荣有来往的道士主要就是上面说的陈抟。
首先陈抟与柴荣有着密切的来往，且柴荣对陈抟比较崇信，或者说对道教是崇信的。柴荣曾诏陈抟进京，想让他为国效力，“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笼人才”，这么看来似乎更多的是为了招揽人才，并非因为陈老道士道法高深，自然也不是出于崇道的原因。
不过陈抟却不想当官，“坚乞归山，世宗许之”，这也符合一位得道高人的身份。
陈抟当年应诏进京时还写过一首诗：
草泽吾皇诏，图南抟姓陈。
三峰十年客，四海一闲人。
世态从来薄，诗情自得真。
超然居物外，何必使为臣。
诗中透露出来的反而是看透了俗世，要去闭关创作，不知道此时的他是否道法大成，想学点兴趣班了。种种记载表明，陈抟并没有出仕入相的想法，也没有受到柴荣的礼遇而蛊惑他灭佛，反过来说，柴荣也没有迷信道教，更没有宠信道士。
陈抟回山以后，柴荣还专门派人给也送去不少图书，想来知道这种隐世神仙是不喜黄白之物，还附上一封信，大体是问候一下，夸奖一番，表示缺啥短啥的别跟我客气云云。
还是那句话，没有了人在背后煽风点火，柴荣反而能够更理智地处理宗教问题，《五代会要》里有这样的一段记载：“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并寺、观内钟、磬……铃铎外，其余铜器一切禁断”，可见柴荣当时的限佛行动并非只针对佛寺，道观同样也被收缴铜器的，其中也可能有很多神像。《旧五代史》中记载了在禁止佛教的舍身、烧臂等非人道的行为时，也禁止了道教的符篆、还魂等迷信活动。由此可见，柴荣对佛、道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是道教的规模远远小于佛教，抑道或限道的声势远远低于限佛罢了。
最后，再回到最初的一个话题上。上面提到了佛教的过度发展还影响到了铜钱的发行，这也是事实，所以也让学者们更加坚信柴荣是在灭佛，认为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然了，这样理解也并不错。
在解决铜钱缺少的问题上，柴荣也是冒着得罪天下人的风险熔佛铸钱的，毁掉佛像、法器铸钱，几乎没有人支持他的这一做法。当时柴荣是这么应对的，他说佛祖不是要造福万民吗，都可以舍身饲虎，现在老百姓连铜钱都没有了，这显然不是佛祖愿意看到的吧？如果佛祖真身来了，估计他连自己的真身都舍得放弃，何况是那些佛像法器呢。
结果反对的声音全部压了下去，于是，除了必须要保留的祭祀用的铜器、礼器等，限五十日内各地官府必须把包括佛像在内的所有铜制品上交，当然，政府是回收，付钱的，绝对不是强抢。假如不按要求上交，一旦查出来，只要是涉及到五斤以上的铜就直接判死刑。
《佛祖本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说镇州有尊佛像极为灵验，不尊敬都会有报应，何况是要毁掉呢，所以真没人敢动手。柴荣听说后亲自去了一趟，上去对着佛像前胸就是一斧子，那一刻的柴荣，形象应该是非常高大吧。所以，熔佛铸钱并不是反佛灭教，而是柴荣的富国强民的改革计划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柴荣所铸的铜钱就是著名的周元通宝，喜欢收藏钱币的道友都知道周元通宝，它虽然没有被列入五十珍，但其传世的价值毫不逊色任何铜钱。
周元通宝是仿唐代的开元通宝的样子，外观更加精美，有光背、星纹、月纹几种，在五代十国时期的铸币中质量、铸量高居榜首。由于这批铜钱多是由佛像所铸，好像凭空增加了很多佛祖法力在里面，所以民间一直有“周元可入药”、“周元可治病”等传说，百姓们都非常喜欢收藏，所以只铸了五年的周元通宝虽然数量不算多，但存世量还是不少的，其中少量有星纹、月纹的更加贵重一些。
明清时期，出现过一批仿造的背有龙凤、日月或七星的周元通宝，这就属于压胜钱（圈内一般称厌胜钱）了，反而收藏价值更高一些。现在有很多“聪明人”，脑洞大开而设计出来的更多版本的周元通宝，那些就纯属工艺品了，就别谈什么价值了，如果想收藏周元通宝的道友们可要仔细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