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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繁华之后的疯狂，南宋的道教发展总体上算是正常了。到宋孝宗赵昚，这位史书上评价为南宋历史上“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首”的皇帝，“即位之初，锐志恢复”，无论结果如何，想干出一番事业来的想法首先是有的，这一点是必须给予表扬和肯定。
对于道教，孝宗个人表示说我是非常崇信的，史书对他的好评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对于宗教也算是有比较正确、清楚的认识。
在《续资治通鉴》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在乾道四年（1168年）的某一天，在与大臣李焘谈话的时候二人聊到了科举，孝宗表示道士也好，和尚也罢，如果他们自己在深山老林里餐风饮露，追求仙道也好，礼佛念经也好，这些都属于个人行为，对国家本就没有什么危害，可是如果让他们参加科举，那绝对是脑袋让门夹了。科举事关一个国家的兴亡，选拔的是治国的人才，佛经、道经是什么？用它们让国家修仙礼佛吗，能变出粮食来，能打退敌人吗？
孝宗这么说绝对不是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也不是偏激的。他本人“尤精内景”，至少对于道经是有很深地了解，所以他清楚道教的本质，才会主张政教要分开，这其中也离不开高宗的治国崇道政策对他的影响，所以在他执政时期，道教在发展的同时，并没有过多参与到政治之中。
实际上孝宗崇道的表现也离不开老三样，无非就是修道观，拢络一批道士以及对道经的整理。
首先是在搞工程建设上，现在的新领导上任最喜欢搞土建，孝宗也一样，上一章提到高宗修建显应观是因为那位崔府君，孝宗时进一步提升了他的地位，显应观也派了专人负责日常的管理，同时还增加了观里的道士，至于田产之类的也没少给。其它的诸如天庆观、崇道观、桐柏宫等同样有所表示，除了经常亲自去宫观里视察工作，烧香敬神，日常修缮的银子也没少给。
第二是他身边的道士圈子，经常诏见的道士有刘烈、莎衣道人、袁宗善、留用光、欧阳士鼎、颠仙傅得一等等，这些道士的生平就不多讲了。孝宗除了和这些道士谈些炼养、道经以外，他还非常参加一些祈禳、斋醮仪式，除了向满天神灵求保佑，就是求雨之类的。
第三是在文化方面，孝宗亲自操刀写了一篇论文，就是著名的《原道论》，很明显是针对前面讲到过的韩愈那篇《原道》而写的。韩愈的反佛反道比较偏激，前面讲过他主张对佛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三光政策，孝宗显然是很不以为然，所以崇道的孝宗站在三教一致的立场上，专门写了这篇文章。
具体内容就不讲了，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来读读。孝宗的结论是“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斯可也。其惟圣人为能同之，不可不论也”。皇帝的大作问世以后，大臣们立刻拜读，然后儒家就感觉不好了，比如史文惠、程泰之等人就通过各种方式向孝宗表示您这篇文章不合适，得改改，要不然后世会被人诟病的。孝宗听完了，表示你们说的有道理，那这样吧，我把文章的题目改成《三教论》吧，这已经很显得他虚心纳谏了，至于改里面的观点，那怎么可能。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就是道藏方面，由于徽宗时期弄的《政和万寿道藏》毁于金兵入侵的战火中，于是孝宗又组织道士收集、抄录原来的《政和道藏》。据说这部道藏是福州孝光观的珍藏，被孝宗征用来的，然后安排道士抄录、整理，并进行必要的增添，历时六年，最后于淳熙四年（1177年）编成《琼章宝藏》，并赐到了各地的道观里，这是宋朝第六次整理道藏。
另外，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孝宗也曾经滥发度牒。徽宗时道士太多了，主要是度牒发得太滥，导致了道士队伍质量也下降了，所以高宗曾经停止了度牒的发放，一度曾造成道士锐减。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时又恢复了度牒的发放，可惜他没有练到收发自如的高深境界，结果又有点失控。孝宗即位以后，于隆兴二年（1164年）先是加强了度牒的审核，不过效果不明显，甚至影响到了国家的人口分布。于是在1178年孝宗说“朕甚不欲给降度牒，当渐革之”，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应孝宗的崇道态度。
既然是提倡三教一致，那么孝宗对于佛教的态度如何呢？详细不多讲了，实际上对于佛教，孝宗比道教更加崇信一些，或者说更偏袒一些佛教。不过他的态度很明确，儒学可以治世，而道、佛则是精神层面的，不能干预政治。通过前辈们毁佛灭道的那些实例可以看出来，根植在社会中的宗教是不可能被毁灭的，一个高明的政治家要善于掌控，把佛教和道教向着有利于统治和国家发展的方向引导。
孝宗之后，怕老婆的光宗和儿子都早夭的宁宗先后统治了南宋三十几年，道教话题寥寥，一笔带过。接下来进入了宋理宗时期，据说宋理宗的血统不是很纯正，关于他的生平、功业之类的不多讲了。
南渡以后，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道教自身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道教发展上表现出了整体上愈加世俗化的特点。在三教融合进一步深入的政治大环境下，在理宗的支持下，道教显示出自己的特点来，符箓和内丹进一步融合，三教融合的加速，道教也吸收了很多儒学和禅宗的内容，从而世俗化有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
理宗时期，和道教有关的有三件事值得讲一下，一是天师道的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统领了“三山符箓”，二是理宗和女冠吴知古的故事，三是涉及到了一部道教经书《太上感应篇》。
道教符箓派传承最为久远，也公认最为正统的三派，分别是龙虎山的张天师家的正一派、阁皂山的灵宝派和茅山的上清派。三山符箓的三山的概念提出时间，学术界普遍认可是北宋哲宗时期，徽宗时曾有统一这三山的想法。
事实上，在北宋时期三山以茅山为主，前面讲过上清一脉经南北朝及唐代发展，影响力已经极大，就连天师、灵宝同样也在学习上清的道法。虽然上清派一直坚持上层路线，这很成功，不过在整个南宋时期茅山宗共出了十五位宗师，名气是不小，皇帝也接见，但除了蒋宗英以外，其他人都没有什么著述留下来，学术氛围远远不及南北朝和唐代。
随着道教的世俗化，比较接地气的龙虎山在民间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天师道除了有皇帝的重视，民间的声望也越来越高。张可大和理宗关系是非常铁的，时不时的就从开着宝马从龙虎山跑到杭州来见皇帝，帮皇帝举办斋醮法事，为皇帝缓解内忧外患带来的巨大大力。
就这样，在宝祐二年（1254年），理宗下旨，“敕提举三山符箓，乘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主领龙翔宫事”，算是官方上宣布正一派的江南的道教的龙头老大的地位。1262年，张可大早了理宗两年辞世，理宗极为重视他的身后事，专门安排丞相江万里亲自撰写碑铭。
至于理宗和女冠吴知古的不得不说的那个故事，在《宋史》中有很多记载，而且多是一种批判、否定的态度。
吴知古的生平暂时还不可考，理宋为什么宠信她的原因也没有记载，所以这一直算是一个谜。道友们都知道，宋朝是一个极重祖宗礼法的时代，早在北宋仁宗时期，1039年曾经有过一道算是家法的命令：“禁皇族及诸命妇、女冠、尼等非时入内”，而这位这吴知古“出入宫禁”，而且是达十多年之久，加上她还有招权纳贿、干扰朝政的行为，牟子才传里记载吴知古恃宠而为自己已侄子吴子聪走后门弄官的事情。于是，一干士大夫们，包括李韶、牟子才、杜范、杨栋在内，纷纷给理宗上书表示您要自律、自爱啊。比如杨栋说：“陛下何惜一女冠，天下所侧目而不亟去之乎？”
如果仔细研究这些记载就不难发现，这些大臣们反对吴知古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这个女道士只是宫里掌管焚香祝天这些宗教事情，为自己的侄子走个后门弄个小官儿当，古往今来这算什么事吗？之所以拿她来说事，要看到问题的本质。纵观这些给皇帝的意见书，里面都会带上一句和当前的国际形势、国内危机有关的话，就是现在内忧外患，国家都已经这样了，您老人家就别总天天不务正业了，该“自省”了。○
女冠事件的并没有取得一个双方皆大欢喜的结局，理宗没有表现出上位者高高在上的虚怀若谷的素质，大臣们的劝谏多数时间根本就装没听到，甚至生气的时候还会把大臣开除回家，其幕后的原因究竟为何就无据可考了，但让理宗和大臣们解决内忧外患的局面，显然是个高难度的课题。
那么他们是否真的对这个国家放弃了呢，当然是不可能的，比如《太上感应篇》这部道经的推广，就是他们在努力的一个证明。
很多人都应该听到过《太上感应篇》的名字，它曾经频繁出现在仙侠、修真小说里的一部经书，在小说里被套上了一层无上神秘的面纱，至少听起来就很高大上。喜欢修真小说的道友，可能在一些小说中看到过太上感应、冰心诀等的功法，一般为以一种非常正统、高级的秘法形式出现，实际上道教的《太上感应篇》并不是一篇道家修行的功法，更谈上修仙秘法，而是一篇很朴实的劝人向善的短文，甚至有人称他为古今第一善书。
这部经书的作者、时代都不可考了，记载较早是出现在《宋史》中，北宋末三十代天师张继先曾为宁作过赞，徽宗时期收入了《政和万寿道藏》。到了南宋初它就开始广为流传，明清时期更是成了畅销书。
理宗时，临安天一宫道士胡莹微自己打算刊印了一批《太上感应篇》。这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道士，付诸行动之前他给理宗上了一份《进太上感应篇表》，打算借皇权推动这次行动。理宗看过以后，欣然采纳，而且还亲笔提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大字，由此胡道士版的《太上感应篇》凭空增添了官方正统的威势。此后，名儒大官们纷纷为这部道经作序，希望借着这本小册子为自己增加一点名望。
那么为什么皇权、儒家们会推崇这篇道教的短文呢？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理宗时期的内忧外患的压力巨大，没有安全感的不仅仅是底层的百姓，皇帝也一样。所以为了给脆弱的心灵一点安慰，理学产生了，封建伦常被本体化了，仁义礼智信成为了道德标准被推广成为宇宙的法则。《太上感应篇》虽然是道教的经书，但其内容是建立在三教合一上的，它吸收了儒家的伦理观、道德观，当然这同样也是道教世俗化的一个表现，所以《太上感应篇》才会得到大家的认可。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庆元党禁以后的门户矛盾之中，理学一直活跃在边缘，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特别是来自蒙古人的文化威压之下，理宗时期的理学渐渐确立了自己的“政统”地位。特别是在1241年，理宗敕令全面接受理学，同时把周惇颐、张载、二程、朱熹等人列到孔子从祀名单之中，这就是说南宋已经全面接受了理学的伦理观、道德观，而《太上感应篇》的内容和在道教中的地位，恰好符合当时“文明扩张”的需要，成为对抗蒙古人的军事和文化侵略的工具。当然了，《太上感应篇》内容的通俗、简洁，非常适合传播，百姓接受起来也非常容易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关于《太上感应篇》的内容就不讲了，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找，其中列举的很多善恶标准就算放到现在也适用。
理宗以后，南宋就日趋没落，加速灭亡了。宋度宗赵禥是个酒色皇帝，也很幸福地死在了酒色上面；宋恭帝赵隰成为了忽必烈的俘虏，还被强制出了家；宋端宗赵昰也没能和高宗那样的幸运，没能再开创一个南南宋来，流亡途中被吓死了；末代皇帝宋卫王赵昺最可怜，只是一个8岁的孩子，当了两年皇帝就投水殉国，也标志着宋朝的落幕。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皇朝更迭，百姓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旧接受着封建统治者的剥削，道教也积极适应着不同的领导的统治，为发展、为生存努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