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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过神乐观,,这是朱元璋为管理国家祭祀、典礼而成立的一个机构,由于道士在斋仪方面比较专业,所以在里面上班的有很多道士。不是说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嘛,古人哪有不信天不信命的,而敬天啊、祭祀啊之类的就显得特别庄重,也比较神秘,所以神乐观的成立为道士步入官场开了一道方便之门。
清初时神乐观还在沿用旧制,满人皇帝想学汉人,礼乐方面的东西对他们来说还有点高深,暂时弄不懂就没有过多插手,里面依旧有道士按时上班,有事的时候一般也是道士主持,他们的待遇和普通官员也一致。
到乾隆七年(1743年)时,乾隆开始对神乐观进行改制,里面的道士全部被清退了,留下来的乐官们也被要求保证不信奉道教,否则也会被辞退。经过这次重组,神乐观里最终留下了480人。
不久,在太常寺的主导下,神乐观又经历了一次去道教化,里面的天师、文昌之类的神祗全被请了出去,并且具有道教色彩的印信、官职名称等等也全部被取消重新设计,可以说彻底抹去了道教的痕迹。哦对了,神乐观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是个道观,所以被改成了神乐所。
对神乐观的改变表明了一个负责国家祭祀、礼乐的重要部门完全和道教脱离了关系,在体制上和道教划清了界线,成为了一个国家体制内的普通部门,道士们再也不可能通过神乐观这条终南捷径进入官场了。
接着,乾隆进一步加强了对道士的统一管理,管理机构沿用明朝旧制,中央设道录司,归礼部的祠祭司管理,大领导就是司长,下面设八位管事,分别是左右正一、左右演法、左右至灵和左右玄义,具体负责各项管理工作。府一级则设置道纪司,里面设有从九品的正副都纪各一位,州一级则设置道正司,里面有道正一位,县一级则设置道会司,里面设有道会一位。注意,这些是管理道教的机构和官员,并不是道教机构,里面上班的也不是道士。
另外,乾隆专门为龙虎山安排了一位提点,辅佐张天师管理道教事务,当然也算是朝廷对龙虎山的一种监督。
通过这种从上到下的分级管理的体系,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把全国的道士们管理起来了,而且是把道士完全从体制内剥离出去,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纳入了国家的统一管理。
制度有了,管理机构也有了,接下来是房地产方面的政策。
顺治时期对现存的宫观并没有特殊的政策,总体上是保护为主,承认道士对这些房地产的所有权,不过对新建、扩建有比较严格的管控。
乾隆接班后对建新寺观的管控更加严格,规定只允许修修补补,坚决不允许新建。之所以这么规定,原因是乾隆总感觉民间有一股喜新厌旧的不良风气,很多旧的寺观实际上还可以用一百年呢,就是因为小或因为旧了就想推倒新建,这是对土地和财富的巨大浪费。
另外,乾隆还怕道士们借着修补道观乘机敛财,特别是那些较大的敕建宫观,如果有修善的工程,必须要派地方官员去监管。比如乾隆十五年(1750年)四月,丫髻山玉皇阁重修的时候,乾隆就派人去当监工。
对于新建寺观的问题,虽然原则上是不允许的,但是事无绝对,所以乾隆要求地方官府要把好关,要严格审批。
当然了,乾隆的想法是不错,不过下面人执行得就不是很好了,所以到了乾隆八年,干脆就正式下令禁止新建道观,这个禁令对佛、道二教,特别是对道教的发展影响还是相当大。
如果说上面这些还只是限制道教的话,那么度牒的管理对道教的发展影响就大了。
从顺治后期度牒的管理就越来越严格,对于没有度牒的僧、道原则上要求回家种地,直到雍正时期,宗教管理的政策一直比较稳定,度牒发放的也不多。
到乾隆时期,度牒管理进一步加强。乾隆认为和尚道士们天天躲在深山寺观里,大门一关,谁也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万一藏污纳垢、伤风败俗怎么办。还有更可怕的,要是聚起一帮子绿林好汉,行反清复明之事怎么办,这些都得提高警惕,得提前预防,得好好管理,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控制道士的人数,越少越安全。
最初,乾隆规定,除了龙虎山张天师可以发一部分度牒以外,不管哪个门派,想当道士必须得到官府申请,经过严格政审,祖宗八辈都要查个底掉才可能给你发证。至于想弄个假证,悄悄地出家,那是犯罪,有胆你就试试看。
乾隆二年,又开始实行度牒管理的保甲制,这招就历害了,想出家就要有知根知底的人给你担保,出了事要受牵连的那种,所以没有把握谁会给你担保?这样不但进一步加强了道士的管理,还增加了出家的难度,希望出家的人会少一些吧。
如果一套流程走下来没有什么问题,道士终于拿到了这张朝思暮想的度牒,从此就正式成为有身份的人,这里友情提醒:注意千万要小心收藏,勿使遗失,这东西可比现代人的身份证重要得多。
政府同时要把道士造册,各地逐级汇总后交到省督抚老爷手里,在乾隆想来,这是一套相当完美的流程。
看在龙虎山的面子上,乾隆同意正一道士由龙虎山自己发放度牒,当然数量是有限的。这项优惠政策却没有给北方的全真教,想报名参加全真教的人也需要经地方官府批准办手续。由此可见,全真教的地位显然比正一道差了不少。
事实上,乾隆还是想得有点简单了,因为再完美的想法都过不了江湖这一关。这套度牒的管理制度从开始执行的那一天起就被下面人各种操作,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演绎得那叫一个精彩。四年以后,乾隆拿到了一份统计报表,一看吓了一跳,全国共发放了三十多万份度牒,准确数字是340112份,这和自己预想的千八百的数差距有点忒他娘的大吧,原谅乾隆暴粗口,因为下面人简直是不拿皇帝的命令当回事嘛。
于是乾隆又想了一个办法,决定施行师徒传牒制,也就是说徒弟是没有度牒的,只能等着继承师傅的遗产,政府以后就不再发放新度牒了。
在乾隆想来,这样和尚、道士的数量总不会再增加了吧。这个政策推行下去以后,乾隆很期待自己这个英明的想法到底效果如何,更想知道和尚、道士每年能减少多少,于是就很期待地要求各地督抚及时统计上报。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经过手下多名高级会计师的统计分析,令乾隆欣慰的是,从数字上看,各地上报的僧、道数量的确是在减少,当然这只是纸面上的数字游戏,实际上是多了还是少了乾隆心里也多少有点数。
后来乾隆也想明白了,政策总归是要手下人去执行的,最难猜的就是人心嘛,所以说有人就有江湖,在处理这个有千百年历史的宗教问题上还是要更谨慎一些,否则就可能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不安定因素。为了社会的稳定,乾隆最终也转变了思路,决定缓慢推进,首先要保证和尚、道士们老老实实地呆在寺庙宫观里,不要出去四处搞事,其它的来日方长。
等到了乾隆后期,由于国富民安,社会安定,乾隆也就慢慢地不再把和尚、道士的这点小事儿放在心上了,甚至感觉以前过多重视处理那些事情有点过于敏感了。感觉这也是乾隆的一种极度自信的表现,自信这些人不会掀起什么风浪了,就算有什么情况发生了自己也可以谈笑间潇洒应对。
从此,严格的度牒制度也就逐渐废驰了,不过那时候真正有度牒的道士已经很少了,以至于各地官府想找个道士出任道官都不找不到人,于是就有人建议补发一些度牒。有赞成的自然就有反对的,反对方说有度牒的道士是少了很多,不过私下里出家的和尚、道士加一起恐怕都有几百万了,那么发多少张才合适?另外就是对于有本事的道士来说,有没有那度牒也没什么大关系,政策坚持下来也不容易,就别改了吧。
乾隆想了想,度牒制度对于宗教管理、限制取得了成功,也完成了使命了,以后就不限制了,谁愿意出家就出家吧。
到嘉庆登基以后,以尊儒重孔为中心的国家各项制度已经成型,不需要有过大的改变。嘉庆也比较稳重,继续沿着重视封建礼教,极力抬高孔子地位的道路砥砺前行,声称自己要以文教治理天下,要以孝治理天下,至于佛教、道教,哪有心思管它们,只要是不闹事,不添麻烦,在民间自己发展就行了。
此后的皇帝基本上就没什么可讲的了,哦对了,道光年间,龙虎山的五十九代天师张钰曾经收到过一封挂号信,信是皇帝派人送来的,张钰心血来潮,感觉不会有什么好事。果然,皇帝敕令说:“停其朝觐,著不准来京”,这意味着龙虎山彻底失去了接近皇权的机会,想要恢复以前的荣耀,难度系数不知道高了多少了。
不算努尔哈赤、皇太极这两位,顺康雍乾嘉这五代皇帝对于道教都谈不上崇信,虽然出于政治目的或者个人的喜好对一些道士有所宠信,但是从本质上说对道教都非常警惕,甚至有很大的偏见,总体上也是以限制和打压为主旋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对于宗教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道教的生存空间逐渐被压缩,也就不再值得皇帝去关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