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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张商英看来，却性质非常严重，都是在反对皇上，罪大恶极，罪不可赦！
其中尤以他写的一张奏疏，最为集中地汇集了他的所有仇恨心理。
他是这样说的：“先帝盛德大业，跨绝今古，而司马光、吕公著、刘挚、吕大防援引朋俦，敢行讥议。
“凡详定局之所建明，中书之所勘当，户部之所行遣，百官之所论列，词臣之所作命，无非指擿抉扬，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于内，击逐股肱于外，天下之势，岌岌殆矣。
“今天青日明，诛赏未正，愿下禁省检索前后章牍，付臣等看详。
“签揭以上，陛下与大臣斟酌而可否焉。”
他的这个上疏，从文笔上说，是篇好文，言简意赅，一针见血，直指要害。
首先他肯定了提倡变法的皇帝盛德大业，古今绝无。
既然这样，谁反对变法当然就是反对先皇，罪不可赦！
既然根基如此稳固，那么谁反对变法，就是倒行逆施，罪不可赦！
至于那些反对的大臣，一言以蔽之，就是那些人的所作所为，都是罪大恶极。
当然他们都是螳臂当车，也仅仅是不办正事，嘲笑变法吹毛求疵而已。
他们的目的很是邪恶，就是妄图一鼓作气，剪除陛下的股肱大臣，使得大宋皇朝，马上走向灭亡。
论说了那些元佑大臣的行为以后，张商英就提出解决办法，服务做全套。
这个办法当然就是他自己当主将，前去皇宫将那些奏章详细检查一遍。他们的命运由我老张定夺。
即使那些已经给皇上通告的简报，也不放过。
他的建议，是请皇上一起审看，以便决定如何处理。
张商英这招，绝对是一个绝顶的毒辣手段。
试想那个时候的大臣，主要业务内容就是写奏章，抓住他们的奏章，就是逮住了他们的小辫子。
对他们的奏章按照新标准审核，等于是刨了他家的祖坟，一个都跑不掉。
这个事情查办的结果，就是那个五百三十六人名单。
也就是元符上疏反对变法的那些人的名单。（参见本书作品相关《有宋国情（三）元符奸邪》）
这还不算，张商英又攻击内侍陈衍、乞追夺光、公著赠谥，仆碑毁冢。
还说言文彦博背负国恩，及苏轼、范祖禹、孙升、韩川诸人，导致他们全部被处罚。
全面扫荡以后政敌以后，他还发出警语：“愿陛下无忘元祐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
这种警告，总的意思是说，那些元佑元符邪类大臣不除，你们随时都会被他们欺负。
所以保险起见，你们应该对他们赶尽杀绝，以绝后患。
他的这种高言大语天马行空，以夸张的话语激怒当世，还有许多，大概都和这些话差不多。
后来张商英又想帮助章惇反对安焘，甚至帮助安焘制造了一个假证人。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以至于哲宗都说张商英没有理，找一个理由，就将他降职为左司员外郎。
接着做假证的事情败露，张商英再次被赶出汴梁城，
这次让他责监江宁酒，后又起知洪州，为江淮发运副使，入权工部侍郎，迁中书舍人。
他在谢表中，也是极尽能事，诋毁元祐诸贤，众人都对他这种口无遮拦畏惧发怵。
徽宗亲政以后，也讨厌他的这种行事为人，再次将他打发出去，为河北都转运使，又降职随州知州。
最严重的是，他被列名元佑党人籍，让张商英哭笑不得，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老张明明是革新派，不是元佑奸佞！可惜叫破了喉咙也没有人听。
如果我是元佑党人，那个五百多人的名单是怎么来的？
难道不是我老张大声疾呼还废寝忘食劳苦才发掘出来的吗？
难道我就是如此一个人，专门自己反对自己？
经过一段时间数坑，他才意识到他如此结果的原因。
他是一个不徇私情的人，所以谁都敢指摘，无论是革新派还是保守派。
最终导致一个局面，两派都不愿意接受他，故此一有机会都会落井下石，要彻底打垮他。
所以他本来一个革新派，却被打成保守派，从而成为他极力攻击的那个长长元佑元符奸佞名单中的一员。
最悲剧的还不是这个，而是皇上也不要他，他是想拼死咬人保卫皇上的，可是皇上嫌他咬人的方式不对。
就这样他意识到他自己面临最大的一个坑就是得罪了皇上，让皇上都对他讨厌，将他赶出庙堂。
他终于将自己成功地活出一个猪狗不待见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