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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美国的确在按照自己想法去帮助其他国家，但是从结果看，美国帮助的国家都站到了美国的对立面上。而美国貌似对这些事情的反思并不深刻。在中国文化看来，如果帮助别人是为了控制别人，这并不是值得提倡的行为。”
……
半个小时后，结束了时代周刊采访的赵天麟休息了15分钟，就继续接受了芝加哥邮报记者的采访。这位记者上来的第一个问题，“赵教授，亚洲经济合作组织的贸易壁垒是否比英国的帝国特惠制更加阻断了世界贸易循环？”
一整天时间，赵天麟接受了8家媒体的采访。到了晚上，赵天麟看了全部采访摘要，发现美国对中国的差评主要集中在贸易以及势力范围上。赵天麟根据中国科学院提供的分析框架套了套这些内容，发现美国主流社会对于中国的态度可谈不上友好。
亚洲经济合作组织本就是类似于一个关税同盟，在组织内部的关税非常低，甚至没有。对经济合作组织外的国家则保持一个实际上的拒绝态度。正如美国记者的提问，亚洲经济合作组织的作用甚至比英国的帝国特惠制更强烈。
中国解放殖民地后，完全将其纳入到亚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框架内。譬如刚获得解放的南部四国，在独立之前，这四国的进出口有50是与法国以及欧洲之间进行。独立后，其进出口99都是与亚洲经济合作组织各国之间进行。
如果南部四国独立后经济凋敝，美国或许还能比较单纯的看看热闹。偏偏越南、占城、老挝、柬埔寨在独立后的一年中因为实施了土改，加上中国的大量投资，经济增长超过7，进出口在保持均衡的情况下增加了73。见到这些的美国主流可就有些忍不了。
如果是法国殖民政府继续统治印度支那联邦，为了多攫取73的收益，必然要支付数倍于73的成本。法国人定然不会做赔本买卖，所以根本不可能出现73的增长。
美国主流本来看中的是法国从印度支那联邦掠夺到的那部分利益，希望能够干掉法国殖民政府，通过美国的优势贸易与印度支那联邦进行法国原本获得的那部分利益的交易。
但中国解放了印度支那联邦，又额外创造了新的整体利润，没能分到其中好处的美国主流社会认为“这不能忍！”
赵天麟能理解美国的反应，只是赵天麟不接受美国的态度。眼见美国社会的战争需求正日渐增长，赵天麟只能尽力往后拖延。赵天麟也发了封电报给何锐，介绍了美国国内的变化。
何锐在派赵天麟去美国之前就很清楚战争不可避免，如果美国肯放弃这样的利益，历史上罗斯福就不会逼着日本对美国发动袭击。这不是罗斯福好战，罗斯福本人只是为了解决美国的战略问题才选择了战争。
现在的中国也一样，战略问题关乎国家发展，本就需要付出很大代价。何锐选择战争的原因只是因为在这个时代，只能靠战争来解决战略问题。
看完电报，何锐甚至没去考虑美国的反应。中国没有故意引发中美开战，也不会去避免中美开战。美国看似有选择，但是忠于美国的那些政治家们其实没有选择。对于100年才出现一次的历史机遇，合格的政治家都不可能放弃。
负责南下战役的李润石也很快接到了赵天麟电报的抄件，他看过一眼之后也完全放下了。抬起头看着面前的两人，李润石笑道：“任柳同志，请继续说。”
任柳其实不太想继续说下去，可他也没办法。谁让他的确花了时间与精力在研究美国对于伤亡的承受能力上，还忍不住和雷巴西这个藏不住事儿的家伙说了。而雷巴西因为与胡磊合作，搞出了新式的企业组织模式，被负责研究“社会主义法权”的李润石看中，进行了很深入的探讨。结果雷巴西不知怎么的，居然把任柳判断美国伤亡的模型给说了出来。
但任柳并不害怕。他搞的是科学，没什么见不得人。接着之前的内容，任柳说道：“工业国的崩溃只源自于工业体系的崩溃，而不来自于外部的压力。德国即便遭到了法国那么激烈的压榨与打击，也在很短时间里面就重新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工业。根据我们看到的最新数据，英国只是对德国放开了一年的贸易，德国民用企业立刻就兴旺起来。
对美国来说，这是它第一次通过总动员进行战争，其伤亡承受能力将是空前的。伤亡全部人口的20，对美国来说肯定做不到。但是1500万的伤亡一定能够承受。”
说完，杨柳站起身，对着黑板上挂着的评估模式进行解释。美国农业机械化程度在1929年后其实在提升，不仅是农业，由于经济危机，大量美国企业为了活下去，不得不提升管理能力以及技术水平。凡是做不到这些的美国企业都倒闭了。
技术以及管理水平的提升，使得美国可以靠先进的研发团队与工程师团队维持技术持续迭代，靠3000万妇女与儿童的劳动力来支撑美国的工农业持续良好运行。只要经济不崩溃，即便打光1500万美国男人，美国也不可能投降。
让美国不得不退出战争只有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常见手段，杀进美国本土，彻底摧毁美国的工业区。第二个则是因为雪片般的阵亡通知书使得美国人民不仅失去赢得战争的信心，还失去了报复的信心。
如果只是考虑通过在战场上不断歼灭美军而逼迫美国投降，这是农业国才会发生的事情，完全不符合工业国的特点。
任柳是文明党党员，只是从事企业工作，与雷巴西和胡磊一样，都是搞了与生产能力挂钩的虚拟股份，并且获得了成功。
李润石虽然不喜欢任柳这种把人命视为数字的态度，依旧问道：“任柳同志，你不认为美国民众会起来反抗美国政府的反动统治？”
“美国政府是为了争夺更大的市场与主导权才选择了战争，投入战争的决定并不是对美国现行经济政策的‘反动’，而是顺应了美国的现行经济政策。所以美国人民不会觉得美国政府是反动派，即便战争持续受挫，美国人民只会认为美国政府无能。
面对无能政府，人民的要求是换人，而不是结束战争。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既然前期已经投入了如此巨大的成本，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认赔杀出。那是非得赌到借不到钱为止。
对工业国来说，钱只是政府印钞机里面印出来的。只要还能获得原材料，继续维持生产，工业还在运营，国家就能继续战斗下去。只有工业生产无法维持，工业体系崩溃了，工业国才会完蛋。
美国眼中的反动派，是那些让工业无法维持下去的人。至于这些人是资本家或者是共产党，对美国人民来说无所谓。”
雷巴西本来不太敢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听任柳说到这个程度，他心有所感，也忍不住发表自己的看法：“总动员制度的基础是维持每个人都有就业，都能靠收入维持生活。以美国的自然禀赋，工业水平，基础建设，想只靠战场的胜利就导致美国经济崩溃，难度非常大。中美两国比较的话，中国经济更脆弱。想让美国承认战败的前提是，美国上层必须认清美国的战略意图彻底破产，而且美国人民厌倦了战争，不肯再为他们的情绪付出代价。”
李润石作为政治家，思考的自然是如何通过政治来解决问题。面前这两个家伙的见识虽然缺乏政治内容，但是他们本就是金融与企业出身，本就是从金融与生产的角度看问题。
听着这两个家伙的评价，李润石觉得自己不太好对他们作出判断。如果从工业发展角度看，这两个人绝对不是反动派。但是从政治与人道主义角度，李润石实在是没办法喜欢他们。
结束这次会谈后，李润石并没有继续工作，而是默默地抽起了烟。雷巴西与任柳这样的同志无疑是何锐执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所创造出来的代表性人物。理性，坚定，孜孜不倦地追求效率。从个人角度，这两个人即便谈不上爱心人士，也不是充满恶意之人。两个人在政治上的最大特点只是对“普遍公平”的理解与普通民众有很大差距。
何锐之前对李润石描述过的“未来的不平等”在这两个家伙为代表的一批人身上得到了充分展现。这批人对于食利阶层并无好感，甚至反对食利阶层。所以他们的企业中不存在终身股份收入，企业成员所有收入与其对企业的贡献挂钩。
进入这些企业的门槛只有其成员的个人能力，由于消除了封建与行会因素，这些企业内部不存在剥削问题，或者剥削成分很少，所以企业成员收入远高于同行。
因为有相近的能力特点，这些人很容易达成共同观点。那些试图通过打击别人获得垄断地位的成员因为伤害到了整个企业的利益，都被无情解雇。企业内部的互帮协作成为必需，所以内耗很低，进步格外迅速。
这些企业处于各个行业的龙头位置，得到了国家产业发展的最大红利。这种企业领导者们有足够的战略眼光，所以乐于合法纳税。种种特点，都强化了这些企业在行业中的领导地位，很自然地创造出了巨大的不平等。
如果没接触过这些企业，李润石会认为这些垄断企业需要被限制。接触过之后，李润石发现自己竟然没办法想出一个政治上的合理解决方式。打击这种企业就是自毁长城，对中国经济有害无利。但不扭转这种合理合法的不公平，对政治上有害。
最终，李润石掐灭了烟头，先把现阶段怎么选择都是错的问题放到一边去。东南亚地区的解放事业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以当地人民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基本属于100正确的路线。对于现阶段怎么做都错的选择，就等到世界解放战争结束后再去考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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