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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3月29日，一架双发动机的客机降落在中国京城的机场。nianweige莫洛托夫注意到随行的米高扬-格列维奇设计局（米格）的工程师安东尼霍夫目光停留在舷窗，竟然没有移开的意思。
弯下腰，莫洛托夫顺着安东尼霍夫的目光方向从旁边的舷窗看出去，就见远远的另一条跑道上有一架巨大的客机。与苏联的双发动机客机不同，那架中国客机左右两边的机翼上各有两个发动机。
虽然莫洛托夫的专业不是航空，但他也能想象出使用四个发动机的巨大飞机必然拥有很远的航程。苏联空军在重型轰炸机的研发上投入很大，但成果并不令人满意。想来安东尼霍夫工程师看到中国已经投入实际飞行的大型飞机，心中也很感慨吧。
莫洛托夫没说什么，转身走向舷梯。走出机舱，就见舷梯下的红毯上站着几位熟悉的身影，最前面的那位就是中国外交部长李时光。走下舷梯，李时光就迎了上来。两人握手之后简短的互致问候，李时光就邀请莫洛托夫乘车前往下榻的国宾馆。
到了中国这么多次，莫洛托夫发现中国与苏联一样，变化都非常快。将莫斯科与中国京城比较，莫洛托夫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变化比苏联更快。与苏联那种充满俄罗斯风格的建筑不同，中国的建筑明显缺乏风格。
大片大片六、七层楼房组成了中国城市的主体内容。一些外国建筑评论家用“蜂巢型城市”来形容中国，因为这些楼房建筑只考虑实用性，在装饰方面基本没有考虑。不过莫洛托夫发现外国建筑评论家虽然有所嘲笑，但是他们也承认中国使用的新型建筑砖倒是很先进。
与外国普遍采用的红砖不同，中国采用了一种呈现青灰色的大砖块，隔音保暖效果都不错，而且自重很轻。同样是为了容纳大量人口进入城市而快速兴建的住宅，中国住宅的居住感觉就比欧美的好很多。
虽然欧美对中国没特色的大规模住宅楼评价不高，但是对中国城市规划水平评价很好。这或许是中国邀请了不少外国城市规划专家到中国工作，所以这些外国建筑评论家不愿意刻意贬低这些在中国工作的本国同行吧。
休息了两个小时，到了中国时间下午6点，中国外交部设宴招待莫洛托夫一行。在餐会上，莫洛托夫见到那个他非常在意的高大身影，李润石也参加了这次宴会。
看到这位前第三国际中国支部成员，莫洛托夫胸膛中又涌起怅然所失的情绪。时代的变化是如此激烈，苏联一直很希望在中国建起共产党，但现在已经没办法维持第三国际的存在。
宴会并没有谈论公务，苏联人员也没有询问与战争有关的事情，大家仿佛没有发生战争一样，谈论着国家的建设与经济发展。莫洛托夫对此事也很在意，街道上只有与战争有关的标语条幅还提醒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战争之中，但是从街道上汽车的车流以及熙熙攘攘的街市上完全感受不到中国国内的战争气氛。
李润石在席间的态度让莫洛托夫感觉这位中国领导人也没把战争当多大的事情，仿佛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美国与前世界霸主英国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与中国的战争并不存在一样。莫洛托夫心中只能感叹中国的地理位置真不错，太平洋与印度洋战场距离中国本土太远了，英美两国都没办法直接攻击到中国本土。反倒是中国正在远离中国本土的海洋与陆地上痛打英美两国的军队。
虽然英国并没有在伊朗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但是英国代表在苏联外交部人员面前提及伊朗问题的时候，内心的焦虑并没有被掩藏的很好。至少在莫洛托夫与英国特使会面的时候，英国特使表现出昂撒人特有的威胁模式，好几次提及苏联的巴库油田就足以供应苏联所需的石油，苏联并不需要伊朗石油。
这话听着没问题，但是提及苏联巴库油田就是一种威胁。苏联早就得到了英国从张伯伦当首相时期就制定的“大雷雨计划”。这个计划中，英国从中东机场派飞机轰炸苏联的巴库油田，摧毁苏联原油生产。
如果是以前，莫洛托夫肯定会感受到一点压力。现在可就不同，英国所有在中东的飞机根本无力应付中国的压力，更别说威胁苏联的巴库油田。
与英国特使相比，李润石态度温和，用词友好，整个人显得从容不迫。看得出，中国现阶段即便谈不上胜券在握，至少也没有感受到沉重压力。
宴会结束，双方友好的约定明天上午10点再见面。莫洛托夫回到住处，就看起资料。苏联的经济模式与中国完全不同，所以苏联没办法根据苏联经济模式系统评估中国的战争支出。
莫洛托夫只能根据苏联外交部情报分析部门根据中国的政府报告所说的数据得出的判断。中国政府表示，现阶段中国税收达到了工农业总产值的30。如果是苏联这么做，由于苏联工业都属于国家，命令30的工业产能生产军事用品，并且直接下令征收30的农产品就行。
中国则是与欧美一样，采取了货币作为手段。征收的税金在中国国内市场上购买产品，中国的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通过招标获取订单。而且中国政府还要求，获得招标的这些企业在战争中的利润到了一定程度后，多余的利润将直接被征收进入国库。
以苏联的经济模式看何锐政府的手段，大有“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苏联始终不认为何锐政府是一个共产党政府的原因之一。中苏两国的经济模式差距极大，而且是在根本上的巨大不同。如果苏联承认何锐政府是共产党政府，那么苏联也完全可以承认欧美国家也是共产党政府。
莫洛托夫并不主管苏联意识形态工作，此时看报告的重点是中国的战时经济情况。中国政府公布的报告不仅仅有税收，还有就业数据，工业与农业数据。这里面让莫洛托夫最关注的是中国城市人口竟然达到了4亿。参与工业企业生产的人口高达21亿。
21亿在工业企业生产的人口是个啥概念呢？整个欧美加起来，工业企业就业人口也没有21亿。若是把苏联也算同盟国一方，同盟国才有21亿在工业企业就业的人口。
莫洛托夫怎么看，都觉得这个数字有问题。中国有68亿人口，在国内没有总动员的情况下，劳动就业是男性55，女性553，这在全球已经是极高的比例。如果这个数字是真的，中国除去没有参与劳动的老人、在读学生以及儿童，基本上都就业了。
苏联从沙俄时代就是世界顶级列强，工业水平并不差。苏联也搞了20年社会主义，对于就业有一定研究。苏联国土面积是中国的一倍，人口是中国的25，就业率也未必有中国这么高。中国这么超高的就业率怎么看都有问题。
研究这么并不是莫洛托夫自己的爱好，而是这些内容在谈判中是可以用来当一些小手段。譬如，苏联可以友好的提示中国，中苏贸易对于中国就业率有很大帮助。
第二天，3月30日上午10点，中苏两国的会谈在外交部开始。莫洛托夫正式提出斯大林总书记的关心，“……苏共中央以及苏联政府认为，共产党应该在各国拥有合法的地位，共产党员应该拥有完整的公民权与政治权利……”
等莫洛托夫说完，李润石才答道：“文明党中央以及中国政府认同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员应该获得应有的各种权利。但是文明党中央以及中国政府认为，各国公民的权利在于其政治选择的自由性。譬如，马来亚共产党到底应该是马来亚国内信仰共产主义的公民根据自己的选择而组建的政党，还是受到域外势力影响与控制的政党。这两者的分别非常大！”
莫洛托夫听李润石的发言中使用了“公民”而不是“人民”，目光不自觉的锐利起来。
在西方的政治中，公民拥有政治权利，参与讨论国家政治事务。莫洛托夫认为，李润石很清楚苏联认同自己是一个欧洲国家，所以采用“公民”这个词汇。
公民拥有法定意义上的完整政治权利，市民只拥有人身自由，缺乏政治权利。而“人民”这个词则是泛泛所指。根据莫洛托夫学习到的中国文化中周朝关于“士人、国人、野人”的分化，公民相当于士人，市民相当于国人，人民相当于野人。虽然过去几十年中“人民”这个词被使用的越来越多，但是在传统理解中，人民所拥有的政治权利其实不高。
既然李润石讨论“公民”是不是该拥有信仰共产主义以及组建本国共产党的权利与自由，那么李润石所说的就是共产党在中国解放的一众殖民地中的法律地位。而李润石所说的共产党是否属于域外势力操控，自然指的是第三国际。
果然，李润石在之后的发言中明确表示，“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选择本国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权力。中华文明党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未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有效的经济研究模式。未来各国随着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都会选择这条真正能够带给国家美好未来的方向。
但是，是否选择这个方向，以及什么时候选择这个方向，是每个国家自己的权力。不能因为别国的利益而受到操控。”
莫洛托夫听着李润石的话，不禁腹诽，“这不就是给民族主义套个社会主义的皮么。欧洲有太多这样的政党乃至于政府！”
想到这里，莫洛托夫问道：“请问，中国政府是愿意支持苏共关于各国共产党合法的看法么？”
“各国共产党合法化的前提是，第三国际必须终止所有活动！”李润石果断答道。